在布莱克的接受群体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并非是严肃的学院人士。他们的涌现离不开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上世纪中叶的美国，随着西方传统理性价值观在各个领域的崩坍，二战以后的美国青年急于在其他价值体系中找到新的寄托。布莱克身上不安于传统价值观的态度引发了他们的共鸣。而布莱克建立在非理性基础上的神话体系，也契合了他们寻求超越理性，恢复心理秩序的需求。垮掉一代著名诗人艾伦·金斯伯格可谓他们之中的典型。

　　金斯伯格还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他在一次幻听体验中感受到了布莱克向他朗诵了《啊！向日葵》和《病玫瑰》这两首诗歌。在这两首诗歌当中，金斯伯格感受到了上帝的无所不在，“从那时开始，我被选中，被赐福，成为了一位神圣的诗人”。抱着这样一种由布莱克传递的“幻觉”，金斯伯格不久在书店里突然感到周围的人由于这类“幻觉”的存在而发生了扭曲和变形，他们仿佛走出了布莱克的《经验之歌》，处在“一种丧失了对欲望和柔情的感知”状态当中，这番体验使得先前的上帝成为了集恶魔与上帝为一身的存在。

　　这一系列由幻觉带来的体验在他的作品中获得具体的体现。金斯伯格的《向日葵箴言》与布莱克的《啊！向日葵》有着强烈的互文关系。在这里，金斯伯格不是简单地仿写布莱克的诗句，而是对其中的内涵进行了现代语境的引渡。布莱克在《啊！向日葵》中写道：“啊，向日葵！怀着对时间的厌倦，整天数着太阳的脚步。”而这其中的“怀着对时间的厌倦”就展现为“一片灰茫死气沉沉同天空相衬托，大如人形（指向日葵），萎缩一团坐在一堆积存已久的锯木屑上面”。在这一片后工业的废墟上，金斯伯格最后“一把拔起那颗坚挺厚实的向日葵藏在腋下如同挟着一柄帝王的权杖”。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对时间的厌倦”表现在现代文明过度发展后的景象中，而向日葵的出现则成为了抵抗这一文明进程的“权杖”。金斯伯格从布莱克的神话体系中借助代表理性、禁锢人们感知力的“由理生”形象，具体发展出了自己对待以美国为象征的现代文明形象——摩洛克。在著名诗作《嚎叫》当中，金斯伯格愤怒地说：“摩洛克不可理喻的监狱！摩洛克相交大腿骨没有灵魂的炼狱和聚生痛苦的国会！摩洛克的高楼是审判庭！摩洛克战争巨人！摩洛克令人不知所措不寒而栗的政府机构！”金斯伯格这样写的目的在于行使他作为启示诗人的职责，带领冲破文明的束缚，达到永恒的启示。这一点是和布莱克的启迪是分不开的。从精神自由到介入社会，呼吁人们达到政治自由，金斯伯格通过幻觉将这一主张扩展到了社会活动当中。他认为：“布莱克的书对于我们当前遇到的问题同样是有用的，一定程度上与美国60年代的革命狂热以及伴随而来的所谓‘理想的破灭’有关。所以布莱克紧跟着现代人心理当中热情与自怜、同情与愤怒之间的矛盾，这些贯穿于他的所有作品之中，并呈现在他的年代当中，我们这个时代也一样。”应该说这一特性具有普世性，其背后抵抗某类固定、机械、禁锢的思想力量对各国民众进行文学创作，介入公共空间具有巨大的启迪意义。

　　此外，我们看到，金斯伯格最初的“幻觉”也得到了众多“嬉皮士”的推崇。心理学家赫胥黎所著的《知觉之门》，在另一个层面强调了幻觉的作用。这本书的书名直接来源于布莱克《天堂与地狱的婚姻》中的诗句：“如果知觉之门得到净化，那么万物将以本来面目呈现在世人面前：永恒。”赫胥黎意在通过阐释人类心理，从而打通知觉，获取感官的升华，为此不惜借助毒品等极端的手段。弗莱认为“服用毒品梅斯卡林与布莱克所说的‘净化’感觉之门并不完全属于一回事”，而具体到书中的心理实验，弗莱认为：“这些实验似乎表明：人们的思想中，是始终潜伏着这种升华现象的形成因素的……然而对于布莱克来说，《圣经》为人们理解这两个世界的关系提供了线索。”通过弗莱的解释，我们得以发现布莱克真正提供给这一代人的精神动力乃是想象力的升华，使得他们能够反抗理性的扭曲，达到精神上的永恒。

　　除去精神上的契合之外，还有另一个原因导致了布莱克的流行。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金斯伯格，还是赫胥黎，他们对待布莱克的方式并非如弗莱那样是站在整体考察的角度上的，他们往往抽取布莱克作品中的一首诗进行解读和认知。对于这一现象，保罗·德曼认为，“布莱克的文本具有自我解构的能力，布莱克箴言中含混的措辞、标点和片段使它能够轻易地获得多角度，乃至相反的解读。”从保罗·德曼带有解构的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到，布莱克的流行除了诗学主张得到时代的相应之外，文本自身的解构性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五、重归接受起点

　　从坎宁安等人对布莱克自身特点的聚焦，经由叶芝“体系”化的理解，再到弗莱用“神话原型”纵向地对布莱克传统的界定、横向地连接整个文学和文化发展，最后又由大众文化层面回归到对布莱克自身的关注，整个布莱克的接受过程呈现出从点到线，再汇聚成面，最终又回归原点的循环过程。但我们需看到，这不是简单的“点”到“点”的循环。坎宁安等人最初对布莱克自身特点的关注，靠得是单一的印象，缺少其作品的支撑。后世再度回归布莱克“疯狂”、“猥亵”、“含混”，则是建立在对布莱克具体作品的研读基础上的。在一系列的接受过程中，布莱克不断地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因此，这种“回归”本身已带有了相当丰富的价值。如果可以把这一过程看成是人们不断发挥想象力，企图走进布莱克的过程，那么我们不妨借用弗莱发现的布莱克神话体系中，代表人类想象能力循环的“奥克循环”来重新看待人们接受布莱克的这一循环过程，亦即：布莱克自身的创作可视为作家的接受起点，代表着“形成/创造”；当时语境对他的排斥可看做是“排斥/堕落”；叶芝和弗莱等人对布莱克的具体研究和阐释可解读为“接受/救赎”，继而，最后布莱克在大众文化领域中的重新定位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重生/启示”。借助这个循环的模式，意在指出布莱克接受过程的动态性和延伸性，正是在这个不断吸收意义，不断消耗意义，不断推进，又不断回归的循环中，布莱克成就了经典作家的地位。

　　我们应该看到，布莱克之所以能被人们带回原点进行考察，除了外部语境的需求之外，布莱克本身也具有吸收各种语境的开放性，同时又以其强大的文学能量不断更新着人们对时代的感知方式。从叶芝和金斯堡的创作来看，他们并非完全陷入布罗姆所说的“影响的焦虑”当中，不是通过反抗精神父亲创立自己的作家地位，而是主动地表现出对这一父亲的认同，借助嵌入传统的序列当中，从而获取了创作的源泉。这一点也是我们考虑经典作家的接受中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只要这个世界还存在理性所未能解释的未知；还存有单向阐释体系的缺陷，布莱克就会降临启示的意义，正如米切尔所说：“无论批评会走向何方，布莱克仍旧会置身度外，等待着它们能追上他的想象，等待着批评和预言能够再度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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