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一问题的理解的分歧主要体现在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与西方经济周期理论的分歧上。马克思研究经济危机理论是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性；西方经济周期理论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现象出发，研究经济波动的原因和传导机制，企图寻找减少波动的方法。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来源于其基本制度矛盾，不可避免；西方经济学家则认为经济周期来源于市场经济的传导机制出现错误，通过宏观调控可以缓解。

　　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虽然没有一个完整的篇章系统阐述经济危机理论，但我们如果将《资本论》三卷的相关内容加以综合，就可以得出一个完整而且自成系统的经济危机理论。胡钧等[6]也明确反对那种认为马克思没有系统全面经济危机理论的看法。下面就从《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卷和第三卷中总结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第一，《资本论》（第一卷）中对经济危机的分析。在第一卷中，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的论述从分析商品流通形式开始。当物物交换发展到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流通后，买卖在空间和时间上发生断层，使危机的产生有了可能性。但“仅仅是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要发展为现实，必须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这些关系还根本不存在。”[7]135-136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这种可能性才能转化为现实。在支付信用发达、经济运动以资本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货币支付手段的矛盾使危机的可能性进一步向现实转化。“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包含着一个直接的矛盾”[7]161。一方面，在各种支付互相抵销时，货币只是观念上的价值尺度，即不需要现实的货币，可以采用各种观念的价值符号形式；另一方面，在实际支付时，人们又需要实实在在的货币。一旦有一个或几个债务人不能如期支付，就会引起连锁反应，使一系列支付不能实现，进而使整个信用关系遭到破坏，引发经济危机。第二，《资本论》（第二卷）中对经济危机的分析。在分析资本流通过程的第二卷，马克思指出经济危机可以从两大部类生产的比例失调以及再生产过程中资本家消费和资本积累的比例失调得到说明。他运用实证分析方法，证明了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是两大部类必须保持一定比例，但由于资本主义固有矛盾，两大部类的比例并不协调，其结果只能是经常性、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发生。第三，《资本论》（第三卷）中对经济危机的分析。在阐述资本总流通过程的《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提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扩大和价值增值之间的矛盾冲突，指出这种大规模生产进行的两个条件：一方面广大生产者的消费只限于必需品的范围；另一方面资本家的利润成为生产的界限。最终，利润率趋于下降会“扰乱资本流通过程和再生产过程借以进行的现有关系，从而引起生产过程的突然停滞和危机”[8]。

　　同时，此次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机也佐证并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经济学的经济危机理论。一是依赖扩大信贷消费延缓危机的特征对马克思关于危机形成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二是危机起爆于虚拟经济领域并向实体经济领域传递的特征对马克思关于虚拟资本和现实资本理论的丰富与发展；三是国家主动救市干预的特征对马克思关于危机应对和政府干预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四是危机冲破意识形态和制度界限全球蔓延的特征对马克思关于危机后果（危机扩散）理论的丰富和发展[9]。

　　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增长模型受阶级局限性的影响，实证分析了实现经济稳定增长的条件，而其规范分析的结果却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框架内，通过调整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达到供求平衡，从而可以实现经济稳定增长。西方经济学从最早的萨伊，到现在的主流学派如新自由主义、新古典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等或不承认经济危机的存在，或不认为经济危机会对资本主义制度有本质性的影响。他们只是用中性的，不带有价值判断的经济周期、经济波动这样的词汇来描述经济的“起落”现象。第一，以萨伊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不承认经济危机的存在。萨伊认为生产物是由生产物购买的，是“生产给产品创造需求”[10]142。萨伊根据古典经济学家关于货币只是流通工具的说法，认为：“在以产品换钱、钱换产品的两道交换过程中，货币只一瞬间起作用。当交易最后结束时，我们将发觉交易总是以一种货物交换另一种货物”[10]144。这便是萨伊的销售原理。据此原理，萨伊否认资本主义经济存在普遍生产过剩危机的可能性。他认为，每一个卖主同时就是其他商品的买主，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从而供给一定等于需求。同时，当时已经存在的商品滞销现象又使得萨伊承认供需之间会有差别，但是这种差别只发生在个别商品生产部门中，他认为一种货物过剩是因为它的生产过多或是别的产品生产过少。同样，李嘉图等也不承认经济危机的存在。第二，新古典主义、新凯恩斯主义也不承认经济危机的存在。新古典主义认为经济波动并不是自由市场经济存在缺陷的证明，而是个人最优化决策的产物，是价格机制发挥作用在宏观上的表现形式。政府不应试图用稳定政策来消除经济波动，这类政策不仅不可能达到所期望的政策目标，甚至会加剧经济的波动，从而减少社会的福利[11]。凯恩斯主义试图用经济体系内部的因素来解释经济周期，他们承认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消费落后于生产，即有效需求不足的现象，这是因为消费倾向的波动、流动性偏好，特别是资本边际效率的波动，于是凯恩斯主义就用三大基本心理规律来说明有效不足。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试图为价格黏性寻找微观基础，他们用菜单成本理论、近似理性模型等解释了价格保持不变的原因，并以价格黏性为基础论述了经济波动[12]。第三，新自由主义直接导致了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最近发生的以2008年9月美国雷曼兄弟银行破产倒闭为开端的美国次贷危机，迅速波及全球而成为一场“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再次证实了危机的真实存在。危机所至国家和地区，国民财富严重缩水，实体经济大幅衰退。而导致这场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曾经为医治20世纪70年代“滞胀”做出贡献的“新自由主义”的误导所使然。①具体来说，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狭义新自由主义②对于当前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和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小政府和去政府论”、“私有产权有效论”和“公共产品供给市场化论”这三大“去政府”的理论主张与政策取向，和经济危机的爆发不无关系，也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失败[13]。

　　（四）对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认识不同

　　第一，对经济增长中制度的认识不同。在马克思经济学中，制度更多地体现生产关系含义。制度在马克思经济学那里是经济增长对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基本经济制度及其具体形式或体制所做出的一种确认，包括以下两方面内容：一是社会生产关系。在制度选择中，社会生产关系的选择对经济增长最为重要。马克思认为人类自身的发展只有到了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完全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之后，社会生产关系才能达到最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因而也就最能促进经济的增长。二是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社会方式。具体是指劳动力与生产资料在其所有者手中“是怎样和在什么条件下结合起来的”[14]。这种结合的任何一种社会方式对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经济增长都有一个从适应到不适应的变化过程，当这种结合不再与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时，生产力将对其做出再次选择或调整，以一种新的结合方式来代替它原有的形式。

　　在西方经济学中，制度更多地体现规则的含义。西方经济学对制度的研究由来已久，其中最具代表性和影响性的是新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规定人们选择空间和相互关系、制约人们行为的一系列规则，它由非正式规则（价值信念、道德观念、风俗习惯等）和正式规则（法律、法规、契约等）构成。他们对制度的定义比较宽泛，在其分析框架里，制度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脱离一定经济基础的社会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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