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对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认识不同。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经济）的发展才是制度变化的根本原因。一方面，在马克思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理论框架内，生产力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等制度变化的原因。他认为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达到极端对抗时，新生产力的代表就必然会利用暴力这种形式来解决这些矛盾，为生产力的发展找到一种合适的社会形式。另一方面，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不同社会方式对生产力的发展与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和研究了历史上已经出现过的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几种不同的社会方式，并对未来社会做了预测：只有未来“自由人的联合”同生产资料的结合这种社会方式才最适合生产力的本性，因而也最能促进经济的增长。

　　西方经济学如新制度经济学强调制度变迁是经济增长的源泉。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在于制度系统，制度是生产力系统中的一个内生变量。这一思想在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中体现得最为突出，制度变迁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其代表人物道格拉斯·C.诺斯强调，技术的革新固然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活力，但人们如果没有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的冲动，并通过一系列制度（包括产权制度、法律制度等）构建把技术创新的成果巩固下来，那么人类社会长期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是不可设想的。在诺斯的体系中，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因素中，制度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发展是制度变化的结果，如果没有制度的演变和创新，经济的发展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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