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人们从新闻报道中看到西方社会的一些新现象：一方面是金融危机、财政危机、经济危机或增长乏力；另一方面，西方人却享受着奢侈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为了清洁美好的环境承受到高额的成本。在现代化早期，西方人曾经非常勤奋、敬业、雄心勃勃地追求权力和物质财富，而如今，他们似乎不再有那样的进取精神，不再那样勤奋的工作，反而追求更多的休闲、娱乐，对金钱也表现出有点儿漫不经心的态度。在一些中国观察者的眼中，西方人变得懒散、耽于享乐、不思进取了。西方人的政治生活也让人越来越看不懂：女性权利、少数族裔与移民问题、同性恋、堕胎、生态环境问题，都成为政治辩论与竞争中的主题。
　　在这些现象背后，西方社会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当代著名的政治学家英格尔哈特教授告诉我们：西方社会的政治文化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迁，一种新的价值观正在取代传统的价值观。受这种新的价值观念的支配，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和政治生态都发生了相应的转变。英格尔哈特教授把这种新的价值观命名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而把西方社会在工业化阶段持有的主流价值观称为"物质主义价值观"。他指出，随着西方社会从工业化阶段进入到后现代化时代，人们所持有的优先价值也发生了从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的转变。通过对价值观转变现象进行的长达四十多年的追踪研究，英格尔哈特教授发现，从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的转变并不是西方社会独有的现象，只要具备相应的条件，转变就会在不同文化类型的国家中发生。
　　英格尔哈特教授现执教于美国密歇根大学，是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的院士。他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致力于政治文化研究，是80年代末期开始的政治文化复兴运动的主要推动者和领航者。他提出的"后物质主义理论"在政治科学领域有着广泛的影响，有的学者认为，他的学术影响大到足以产生一个名为"后物质主义研究"的新的学科分支。2011年英格尔哈特教授获得了政治学领域里最重要的"约翰·斯凯特政治学奖"。他的代表作有：《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现代化与后现代化--43个国家的文化、经济与政治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现代化、文化变迁与人类发展时序》。
　　西方政治文化的变迁：从物质主义到后物质主义
　　英格尔哈特指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和高速发展，创造了空前规模的物质财富和高消费的生活方式，而福利国家政策和各种社会保障的实施，使西方人获得了对基本生存的安全感。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发达社会开始了一场缓慢的、深刻的、全面的政治文化变迁。
　　这场变迁是缓慢的，它不是在一两年内突然发生的，从变迁开始到变迁逐渐显现经历了数十年的时间。这一变迁既包含有质的变化，也包含有量的积累，并且变迁目前还在持续进行过程中。这场变迁也是深刻的，因为这场革命式的变迁不是存在于表层的、易变的态度层面，而是存在于深层的、不易改变的价值观层面。因为，按照英格尔哈特的理论，价值观的形成和一个人成长期的经历有重要的关系，价值观一旦形成，如果没有非常重大的变化发生，价值观很难发生根本改变。这场变迁也是全面的，因为变迁发生在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性别角色、宗教、工作动机、环境保护、民主、社会治理、政治参与等。
　　1970年，英格尔哈特第一次把检验后物质主义的4个经典指标用于对英国、法国、比利时、西德、意大利和荷兰6国的代表性国家人口样本所进行的调研中。"物质主义"、"后物质主义"本身都是抽象的学术概念，是英格尔哈特对某种特定的价值取向赋予的名称。他把强调经济和人身安全的价值取向称为"物质主义"价值观；把强调自我表现、生活质量优于经济和人身安全的价值观称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如果仅停留在抽象的学术定义层面，就无法检测物质主义或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是否在社会中存在，更无法检验价值观变迁是否存在。把理论建立在基于抽象定义所进行的逻辑推理之上的做法在过去并不鲜见。英格尔哈特如果也把理论建立在抽象推理之上，那他就不会成为政治文化研究的代表性人物，因为政治文化研究是作为政治科学的分支存在的，而政治科学追求的是可检验和可预测性。因此，要想对物质主义和后物质主义进行检验，就要把这两个概念进行量化，变成可以检验的指标。
　　英格尔哈特先后提出过两套检测指标：第一套指标由4个选项构成：分别是"维护国家秩序"（a）、"让公众在政府决策中有更大发言权"（b）、"抑制物价上涨"（c）和"保护言论自由"（d）；第二套指标由12个选项构成：除了上述4个指标外，又增加了"保持经济的高增长率"（e）、"确保国家拥有强大的国防"（f）、"让人们在工作和社区的决策中有更大发言权"（g）、"努力使我们的城乡更加美丽"（h）、"保持经济稳定"（i）、"打击犯罪"（j）、"建设更加友好和有人情味的社会"（k）和"建设信念高于金钱的社会"（l）8个指标。在1970年对欧洲六国的调查中首次使用第一套指标，在1973年的9国调研中首次使用第二套指标。在随后的调查中，两套指标都被采用，然而由于经费等原因，第一套指标使用频率更高。在英格尔哈特的研究设计中，选项a、c、e、f、i和j代表了强调经济和人身安全的物质主义价值观，而选项b、d、g、h、k和l代表了强调归属感、自我表现和非物质生活质量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
　　英格尔哈特在1970年所测量的6个国家都是欧洲发达国家，虽然与阿尔蒙德在《公民文化》一书相比，其检验的范围已有所扩大，但显然无法满足英格尔哈特要提出一套经得起考验的、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政治文化理论的雄心壮志。
　　英格尔哈特对后物质主义检验的指标被欧洲晴雨表调查和世界价值观调查所采用，这两个调查为他后物质主义理论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持。欧洲晴雨表调查项目是对欧共体（后扩大到所有欧盟成员国）成员国居民的民意调查。试点调查在1970、1971年和1973年进行，第一次真正的欧洲晴雨表调查在1974年春进行。世界价值观调查要比欧洲晴雨表调查的覆盖范围更广，它超出欧洲的范畴，涵盖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目前，世界价值观调查已经涵盖了全球100多个国家，90%以上的人口。它的主要目标，是检测人们价值观的变迁和由价值观变迁带来的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的变化。调查约每5年进行一次，内容包括宗教、性别角色、工作动机、民主、社会资本、政治参与、宽容、环保和主观幸福感等各方面。英格尔哈特从1988年起任世界价值观调查项目主持人至今。
　　通过对实证数据的分析，英格尔哈特发现，在西方发达国家，确实存在从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的转变。越年轻的一代，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所占的比重就越大，出生越晚的一代人，就越重视言论自由、环境保护、在政府决策和工作中的发言权。他们不再像老一辈人，把国家荣誉、经济增长、勤奋工作、追求金钱和地位上的成功、服从上级作为第一优先序列的价值。这种价值观的转变引起了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领域的深刻变化。从物质主义价值观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转变只是广阔的文化变迁的一部分，从现代价值观向后现代价值观的变迁还出现在宗教、性别平等和政治参与方式等各领域。
　　价值观的代际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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