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在某些案件的司法审判中(如存在法律漏洞的疑难纠纷）传媒所发挥的作用只是一种表像。 事实上，对案件结果真正发生影响的是背后支持某种主张的力量。尽管在宪法权利案件和政治性公众 人物案件中，也有某种社会力量对司法裁判产生影响，但这种力量主要是传媒的监督力量。而在存在法 律漏洞的疑难纠纷中，这种力量是职业群体利益的力量。这些力量的参与者既是传媒的评论员，又是传 媒所影响的公众。他们通过整合的群体压力影响了司法的裁判，弥补了成文法的不足，在一定意义上发 挥了影响立法的作用。
　　其四，传媒对司法结果之所以会产生影响，还在于它提供了法官所需要的知识。由于信息费用问 题，也由于法官关注法律话语的正当性，这样，他们经常借助传媒的报到来裁剪事实。李普曼曾经指出， 即使是目击者也不能原原本本地再现事件的全貌，相反，更常见的是他们对事实的改编。这种改编会形 成标准的见解解以致会使人们在接受信息的时候产生阻隔作用。这样形成的成见会给证据打上自己的1参见[美]哈罗德?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49页。
　　2参见赵晓力:《关系/事件.行动策略和法律的叙事》,载王铭铭.王斯福编:《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7年版5_参见杨柳：模糊的法律产品》，载《北大法律评论》第2卷第1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5冯象：政法笔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4页。
　　烙印，使人们在多数情况下先定义后理角解而不是先理解后定义。
　　其五，本案暗示，在公共话题的参与、塑造方面，与电视相比，报纸更具重要的公共流通效果。尽管 报纸与电视等传媒一样，具有固定化、可复制性和商品化信息的作用，但“大众传播产品受众的性质与范 围在不同传媒之间以及同一传媒不同产品之间大有区别。这些产品被接收者所使用的方式也大有不 同，取决于媒体、产品、传送管道以及接收的社会与技术条件。”电视的好处在于，它瓦解了印刷品在 社会群体之间产生的社会等级体制，不再受制于受众的阅读水平、年龄等。7在这个程度上，电视扩大了 社会整合的规模。8但它减少了提供公共话语的机会，削弱了公众接收信息之后的双向交流性。相反， 报纸却发挥着这种重构公共话语的功能，它通过把私人事件传媒化，在受众之间产生了一种公共事件的 性质，从而塑造了事件本身。与电视所具有的传媒化准互动性质（由于信息流是单向的）不同，报纸由于 其自身的性质，可以更及时、更多的发表受众对原始信息的看法，从而与信息的生产者和额外受众形成 交流，产生一种“扩展的传媒效果”。在教案纠纷中，讨论的区域就发生在报纸上。毕竟，电视更多关注 的是精英们的态度，而普通群众则通过随笔、评论等栏目发表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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