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更用力着笔的是在道德上对原告受害者形象的刻画。在《中国教育信息报》(2002- 8-7)登载 的一张约九寸的黑白照片中，G面前堆满了教案封面，正认真的备课。照片下面的台词为“教案和学生， 是教师能证明自己价值的最重要的两个成果。”在同版中，尚有另一张G与一位小学男同学的合影。照 片中，男同学朝气蓬勃，带有灿烂的笑意;而站在身后的G老师，却面色沉重，眼光伸向远方。二者形成 了鲜明的对比。照片下面的台词为“如今，G老师只能看到自己的学生了”。在另外的一张照片中(《中 国教育信息报》，2002-10- 23)，G身着深色上衣，目光忧郁，身后是教室(可能)带有铁栏杆的窗子。在 斗大的被迫下岗的文章题目下，该照片台词为“下一步怎么办”。在中央电视台12频道的“中国法治报 导”专栏中，有这样一组镜头:G的获奖证书、在写字台上的认真备课、在空无一人的教室窗子边眼视远 方。所有的刻画都向公众传递了这样的信息:尽管G是一个优秀的教师（获奖证书、认真备课）热爱教 育事业(在空无一人的教室远眺、与学生的合影）但她已经不能再教学生了（铁栏杆）如果说照片的寓 意还需要公众去思考的话，那么，报纸上的文字表述就更为直接。《教育:请不要与文明为仇》、《一名优 秀教师意外落聘，27名学生家长联名请愿》、《一场官司诱发一教师下课》、《打击报复？末位淘汰？不 服安排？告状女教师开学未能上讲台》、《用道德的眼光看教案风波》、《教师，请拿起法律的武器>、《好教V斤下岗”了》等等。单单是这样的文章题目就可以看出传媒的道德倾向。事实上，在整个纠纷的解决 过程中，传媒塑造的是一个受害女教师的影像，它传达的基本信息是女教师维权的艰辛历程。其间，蕴 涵着强烈的道德色彩，对G的“优秀”、“好教师”、“受害女教师”的评价与对学校的“无耻”、“与文明为 仇”、“打击报复”的评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行文中流露出传媒对G的同情、支持，并对学校、主管部门 乃至判决原告败诉的法院的做法充满了“愤怒”、“悲哀”以及“深层的忧虑”。5这样，传媒通过重构G的 行动细节、通过语词、通过修辞(排比句、感叹号、问号)等塑造了一个被无辜迫害的优秀女教师的影像。 而公众对教案纠纷引发的争论也是围绕着这一影像进行的。“传媒用一种可以预知的和模式化的方法 塑造现实的影像，藉以自己建构’社会结构和历史。而受众通过与传媒提供的符号化建构进行互动，形 成自己关于社会现实及自身在其中位置的看法。” 6这种影像具备了布迪厄所谓的符号暴力，它通过特 殊的动员手段，通过作用于人们对于时间、空间、因果关系等方面的感觉、知觉或认识范畴乃至分类系 统，建立了符号秩序，揭示了事物的“法定”意义。
　　经过仔细的梳理，笔者发现在相关的56篇文章中，只有6篇属于新闻报导，其余50篇是评论。后 者的作者多数是教师，或者与教师行业有密切关系，甚至在其它场合发表评论的专家也是高校教师。至 此，笔者意外地发现，其实报纸只是给人们提供了一个诉说自己想法的平台。这意味着传媒发生作用只 是一个表像，其背后的力量是那些支持G的一个群体。与那些在宪法权利案和政治性公众人物案中不 同，传媒在该案中反映的是某个职业群体的利益主张。
　　随着中国社会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变，合同、聘任等制度逐渐引入各行各业。学校那种既有 的权力格局被打破，通过新制度的引进，学校内的各种力量发生了重组。原有的论资排辈的用人体制逐 渐被打破。年长教师之前可能被认为经验丰富，现在有可能被斥为知识老化;年轻教师之前可能被认为 不守规矩，现在有可能被认为思想开放;之前晋升职称按年龄排序，现在有可能按文凭排序;之前分房有 可能按工龄排序，认为老教师做出了较多的贡献;现在分房有可能打破常规，认为应当排除优秀年轻教 师的后顾之忧;之前的行政职务多任命年长教师，认为他们可以更好地发挥表率作用；现在的行政职务 多任命年轻教师，认为他们精力充沛，有开拓精神。总之，就整个的教育系统而言，与其它单位一样，都 经历了一次振荡。既有的权力格局逐渐肢解，原有的利益分配发生了变化。这样，利益分化、重组后的 被触到利益的人，基本上处于一个层面，分享着同样的价值标准。他们作为“受害者”审视着学校的一 切。当第一家传媒报到了 G的遭遇后，他们便找到了一个发表自己言论的缺口。打开的瓶塞溢出了往 日的爱、恨、偏见与欲望，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小范围的公共论坛。8参与这个论坛的绝大多数是学 校的教师！甚至，报纸本身也构成了他们的代言人。否则，对该案持不同的意见的评论就不该这么少， 而且也不会仅仅作为链接内容加以刊登。
　　如此，这些支持性评论的撰写者们就具有了双重身份，他们既是作者，又是公众。他们无法理解学 校对教案丢失行为的不认帐(尽管没有人去调查实情)。事实上，与他们一起，报刊、电视台、专家意见都 讨论的是“教师教案的权利归属问题”。在这里，教师这一集合概念取代了 G这个个体权利归属这一 价值判断取代了“学校是否遗失了教师的教案本”这一法律事实。由之，G与S小学之间的教案纠纷，通 过公众的参与和讨论，转换成一个公共话题，并进而表述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教师的地位问题一通 过‘教师的劳动成果应得到尊重”、“教师能否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利”、“学校不应成为漠视和践踏 知识的场所”等语词表达出来。3这样，实际讨论的与应当讨论的问题发生了置换，忽略的与应当忽略 的视点发生了位移。如此，一个法律事实得以构建。在笔者看来，是本案原告的支持性力量，他们经由 传媒的表述，把一个普通的民事纠纷表述为一个公共话题，通过重构某些行动细节，凸显了当事人的道 德影像，凸显了对“权利归属”的争论。这样，传媒在日常生活的微观层面无意识地塑造了一种法律权利 的话语。4在此基础上，媒体忽略、简化了对案件事实的争论。这种忽略、简化潜伏在“权利归属”争论 的背后，产生了一种反忽略、反简化的效应，增强了对本案法律事实的肯认。因为权利归属争论的前提 是:学校灭失了 G的教案本。

---

期刊库（http://www.zgqkk.com），是一个专门从事期刊推广、投稿辅导的网站。
　　本站提供如何投稿辅导，寻求投稿辅导合作，快速投稿辅导，投稿辅导格式指导等解决方案：省级投稿辅导/国家级投稿辅导/核心期刊投稿辅导//职称投稿辅导。

---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与投稿辅导_期刊发表_中国期刊库专业期刊网站无关。投稿辅导_期刊发表_中国期刊库专业期刊网站站对文中陈述、观点判断保持中立，不对所包含内容的准确性、可靠性或完整性提供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请自行承担全部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