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观之，国内旅游文化研究近20多年来仍在旅游文化概念上打转，甚至连旅游文化学的研究对象都还未达成共识。毛桃青曾呼吁“旅游文化应有自己的学科地位”,而今看来，有何地位可言？旅游文化研究之所以走了一段长长的弯路，根源在于对旅游文化的误读。于光远先生的那句话‘旅游不仅是一种经济生活，而且也是一种文化生活，旅游业不仅是一种经济事业，而且也是一种文化事业”从一开始就被误用，老先生提醒世人不要忽略旅游现象的文化属性,但显然追随者将旅游的文化属性与旅游文化划了等号。此后一发不可收，文化旅游被认为集旅游文化属性之大成,而旅游文化往往被视为重要的旅游吸引物，致使文化旅游资源或产品成为旅游文化的载体，进而被当作旅游文化本身。这种状况导致两个彼此关联的认知误区：其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就是旅游文化的开发，开发的对象与结果均为旅游文化，旅游文化既是旅游资源,亦是旅游程度的表征；其二，文化旅游的相对成功促成旅游规划或开发中近乎偏执的“文化崇拜”，举凡旅游吸引物都应被输入、创造或添加文化属性，如此方显吸引力。因此，有大量文章在探讨如何开发旅游文化或评价某地的旅游文化如何，实质上却是对文化旅游资源、产品现状或潜力的论证。姑且不论文化旅游资源、产品是否隶属旅游文化范畴,该研究倾向非但使旅游文化狭隘化和静态化，且完全逃避了对旅游文化的主体一人的研究。尽管学界对旅游文化的认识曰渐清晰，但作为_个相对严肃的学科术语，其理论认知与实践运用是脱节的。
　　出于论证的需要,本文在繁杂的论文丛中荜路蓝缕，找出我们能共享某些观点、思路的研究，一是为表明本文的立场，二是为彰显一些笔者所认为的真知灼见。其实，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有研究者发出不同的声音。1990年“首届中国旅游文化学术研讨会”收到论文25篇，关于旅游文化定义的“总和论”与“碰撞论”在此次会议出台，多数与会者认同旅游文化具有综合性、地域性与继承性的特征，会议最有价值部分在于旅游文化的具体内容，有三种看法:1)旅游文化是与旅游三要素（主体、客体、媒体）相关的内容;2)由三要素“碰撞”所产生的“文化质”来确定旅游文化的内容;3)旅游文化由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组成，前者指旅游景观或设施，后者指复杂的旅游者心理。三种看法都是旅游文化认知的基础，其中第二种极有借鉴价值，但鲜有人重视。唐友波等（1991)从文化学视野分析了旅游现象,指出旅游行为与旅游过程给“三体”带来了文化上的影响，形成了新的文化因素。郑本法（1992)在《旅游文化刍议》一文中从社会学角度来解读旅游文化并圈定其内容，内容有待商榷,但其观点值得珍视，即旅游文化与_般文化的共性在于它们都是由人们创造出来的普遍存在的人为现象;旅游文化是与旅游活动相关的社会文化，但与旅游活动相关的社会文化却不一定都是旅游文化。肖洪根(1994)在反思20世纪90年代的三个旅游文化定义的基础上再次提出“碰撞说”该定义更强调旅游文化的动态性,或者说在场性（on-dte);肖还拆解了贾法里（Jafari,1987)的旅游者模式图，从旅游前、旅途中、旅游中与旅游后四个时空环节谈论旅游文化存在的可能性13。贾祥春（1997)指出旅游文化并非旅游和文化的简单相加，而是一种全新而独立的文化形态。王德刚（1999)强调旅游活动是旅游文化产生的前提，这一认识提纲挈领，最低限度起到了阻止将旅游文化视为单纯的静态存在或作为发展目标的作用。上述文章的共同点在于都认同旅游文化的创造性，这使得旅游文化的外延悄然收缩，一些其他文化类型被排除于无形。但真正以驳斥姿态直面这一事实的是沙向军（1997),沙反诘道：是不是卷入旅游活动的文化形态都属于旅游文化呢？他使用排除法勾勒了旅游文化形态的组成，他不认为民族文化、宗教文化、生活文化、山水建筑文化等属于旅游文化的范畴，例如宗教文化的原生文化特征就远强于旅游文化特征&6。这些观点犹如涓涓细流，流淌在20世纪90年代，但在21世纪却险些断流。21世纪13年间相关研究论文达2000余篇，但承续上述研究轨迹者凤毛麟角，有些研究者明确同意旅游文化区别于文化旅游资源，但具体论证时依然捋不清楚。事实上，有些范畴的研究可以暂告_段落，比如旅游文化研究的综述可以止于恒占伟(2007)或晏鲤波、庄兴成（2007);旅游文化与文化旅游的比较研究早该止于徐菊凤（2005);旅游文化的开发研究若去掉“旅游”二字会更妥当些。同时，旅游文化外延与内涵的研究应该持续下去，或者说应以谢春山、邹本涛(2008)的《旅游介入文化研究》一文为起点展开讨论,“旅游介入文化”这一概念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旅游文化的多主体性问题。该二人又在《旅游文化新论》(2009)中将旅游文化的结构分为旅游体验文化与旅游介入文,基本上将旅游文化控制在“被创造文化”的范畴内。
　　此外，尽管多学科介入一直是被鼓励的做法，但少有人尝试。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唐友波等(1991)、李世众（1997)、王立（1997)等从文化学、人类学视角来剖析过旅游文化，这种尝试值得嘉许，但影响不大。例如王立（1997)借用文化人类学的文化因子、文化丛、文化圈与文化区概念来整合所谓的旅游文化内容,而实际上只不过是对人文旅游资源的文化人类学分类而已M。21世纪伊始，一些人类学者加入进来,杨慧等主编的《旅游、人类学与中国社会》挑选了几篇国内人类学者的论文，表露出人类学对旅游文化的研究旨趣，例如张展鸿的《旅游人类学与古迹保存》，段颖、杨慧的《权力边缘的曼春满一旅游作为现代性与民族意识的个案研究》，彭兆荣的《体验差异：民族志旅游与人类学知识》;白莲〈历史记与民族旅游一满族身份重新建构的个案研究》，瞿明安的《族群认同与文化适应一云南民族村村民的实证研究》等。2004年，人类学者彭兆荣参与到旅游文化的专题探讨之中，他显然更关注大众旅游背景下的旅游文化，认为旅游绝非简单意义的人群流动，而是一种特殊的文化表述、表达与表演范式，它深刻触及到现代社会的内部构造，既包括东道主社会，亦包括客源地社会，该视角充分体现人类学的整体观,将旅游文化置于更宽泛语境之中加以认识。
　　国外研究述评
　　国外旅游文化研究体现了申葆嘉所指出的“重应用轻基础”的倾向,其“高度分散，各行其是”的研究作风比国内有过之而无不及。本文在发行范围最广的《旅游研究纪事》（AnnalsofTourismResearch)中以“touristicculture”（旅游文化）为关键词搜索，找到552篇相关论文，除_篇书评和几篇基础研究论文外，其余均是风格各异的案例研究。
　　就旅游文化的基础性研究来看《旅游研究纪事》创刊人贾法里是一位开拓者。他的《旅游模式：社会文化面相》（TourismModels:TheSocioculturalAspects)一文有建构旅游知识体系的抱负，明确指出当地人、旅游者与目的地文化会融合而产生一种新文化,对旅游文化的整合态势简直呼之欲出。对此，英国学者博尼费斯（Boniface)评论道，据贾法里的观点，整个旅游领域似乎都弥漫着旅游文化，这凸显了旅游的整体性，但贾法里所设计的旅游文化却没有将相关社区纳入整体之中考虑。因此,博尼费斯建议旅游文化研究应考虑如下问题：旅游文化是否作为一个整体(entity)存在;旅游文化的功能是易变还是稳定;旅游文化所占据的地位对旅游发展是有益还是有害。科恩（Cohen)亦做过这方面的尝试，他将一些类型的旅游文化命名为“旅游艺术”，认为这是一片“糊涂的田野”混杂了民族艺术、商业艺术、纪念品与美术品等要素特征。这些不同类型和杂交形式的旅游艺术是四种商业化的对象:1)互补型商业化;2)替代型商业化;3)蚕食型商业化；4)复原型商业化。科恩对商业化的解读说明旅游艺术是动态而适应的，它涉及：主题与设计的调适以更好迎合旅游趣味和期望;旅游产品的标准化;艺术作品的简化;旅游对象的微缩化与放大化;机器制品对传统材料的替代;实用品变成装饰品等。这些无疑都是旅游文化的内容,但是用旅游艺术替代旅游文化显然以偏概全。还有人置疑旅游文化的存在，弗罗利克（Frohlich)撰文疾呼“有旅游文化这样的东西吗?”他历数旅游给历史遗迹带来的种种物理、环境与文化效应，彻底否定旅游的存在价值，殊不知他所控诉的正是旅游文化的内容。这反倒提醒学界应警惕对旅游文化的负面情绪，对研究而言，认识一种旅游文化比谩骂指责要明智得多。
　　就国内学界对旅游文化的模糊认识来看，大量国外的案例研究都应归属于旅游文化的范畴。据此揣测，国外旅游文化研究大都处于“先生孩子，不取名字”的状态，故绝大多数论文有旅游文化之实，而无旅游文化之名。例如：《东道主与游客》所收录的论文中，三分之二都揭示了不同的旅游文化现象，即便是纳什（Nash)那篇《作为一种帝国主义形式的旅游》（TourismasaFormofImperialism)徽文，亦揭示出作为强势文化群体的旅游者的行为模式;格雷本（Grabum)的论文集《人类学与旅游时代》里至少有9篇属于旅游文化研究，例如《第四世界的艺术品》、《旅游:神圣的旅程》、《旅游与色情业》、《曰本国内旅游的物质象征》等。旅游的社会学研究亦是如此。以科恩为例,2007年由巫宁等翻译出版的《旅游社会学纵论》收录科恩的18篇论文，其中，《逃离富庶生活的游民：关于漂泊者旅游现象的注释》、《在犹太人一阿拉伯人混居社区中的阿拉伯男孩与年轻女游客》、《从乌托邦神话变成消费品的太平洋诸岛：天堂的觉醒》等都有典型的旅游文化研究基调M。概观之，这些浩如烟海的案例研究主要聚焦两大方面：其一，东道主对旅游吸引物的生产、再生产与营销研究；其二，不同类型的旅游者行为、体验模式研究。
　　国外旅游文化基础性研究的集大成者是一部编著一《旅游文化一旅行与理论的转型》（TouringCultures:TransformationofTravelandTheory)I由罗杰克与厄里（Rojek&Urry)于1997年主编出版。除序言外，该书共收录8篇论文。在序言里，两位编者明确指出当今社会的人群、文化和物（objects)的移动性特征，而旅游与文化之所以必须并置而谈,是出于三个重要原因：其一，社会的文化化（culturalizationofsociety),因为之前泾渭分明的社会与文化领域如今却纵横贯通。其二，文化创新横扫一切樊篱（包括历史和政治的），许多曾被坚守的边界荡然无存。其三，旅游实践自身的文化化趋势以及其对“被旅游”社区的一系列深远影响。该书的参写者敏锐地捕捉到一些旅游文化现象,包括旅游景观的社会建构、物的流动、麦当劳迪斯尼化与后现代旅游、旅游产品的展演、遗产认同与真实性、旅游与摄影艺术等。其中，《旅游文化》(TheCultureofTourism)一文是点睛之作，作者克雷克（Craik)将旅游文化分为四类:1)旅游产品之文化特性的最大化;2)旅游体验的再规定;3)对旅游之文化效应的注重;4)对旅游企业自身文化变迁的应对。坦率而言，这类关于旅游文化内容的表述与我们对旅游文化的理解有很大偏差，克雷克随后关于旅游文化的构成的论述亦令人不知所以，归根结底他注重的是旅游文化效应。克雷克认为，旅游文化深受文化旅游的影响和限定，尤其是在后者蓄意要提升吸引物与体验以吸引新旅游人群的时候。他认为要达致这一目标有两条策略可运用：一是为旅游业和旅游者而模塑文化(mouldingculturefortourismandtourists);二是为文化而塑造旅游业和旅游者（mouldingtourismandtouristsforculture)。前者指开发特色旅游产品，意在旅游，例如：1)旅游艺术--对博物馆与画廊的展演、服务和产品的再定位，2)激发旅游者的节曰一莎士比亚节、电影节或土著文化节;后者指调适旅游吸引物和潜在目的地以整合或提升文化特色，意在文化，类似于丽江‘‘旅游搭台，文化唱戏”的倡导。尽管克雷克未能明确勾勒旅游文化的轮廓，但他关于“旅游文化、文化旅游与旅游者背景文化的关系远胜过旅游目的地文化”M的观点却引人沫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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