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结论
　　纵观旅游文化的研究，国内外学界表现出截然不同的偏好与倾向。国内学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_直行进在旅游文化本体的认知之路上，旅游文化学教材的纷呈迭出，反而折射出“江湖未能_统”的现状。国内人类学者对旅游文化现象的兴致不过是对国外旅游人类学研究之风的承袭，但就旅游文化学本身的学科构建而言，跨学科的案例研究与其说是一种增益，勿宁说是一种提醒。与中国旅游学界执着于旅游文化学的学科地位不同，早在20世纪60年代，国外学界就_头扎进旅游文化现象的海洋，从不同面相进行基于学科分野的研究，他们识别出文化商品化、文化真实性、游客凝视、旅游族群性、另类旅游行为、人造景观、麦当劳化、均质化等多种旅游文化，并加以实证分析。但国外学者好像并不在乎这些现象是否被冠以旅游文化之名，他们注重现象的文化解释而疏于界定现象本身。两相比较，很难权衡孰优孰劣，但国内高等旅游教育却对旅游文化的认知提出特殊要求，即旅游文化的内涵与外延必须予以界定，旅游文化学才有存在的前提和学科基础。迄今,旅游文化在国内仍是个含糊其辞的高频用语。但在纷繁芜杂的旅游文化研究中，有一股微弱的研究力量一直试图廓清旅游文化的外延，这是一项有意义且有分量的工作，它照亮旅游文化的认知困境，促使研究者借用跨学科的文化观来审视旅游文化，看它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文化。
　　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旅游文化
　　旅游文化的再界定
　　之前晏鲤波等将国内学界的旅游文化定义归纳为四类：总和论、碰撞论、交际论与收缩论，而笔者较为倾向碰撞论与收缩论。碰撞论以肖洪根为代表,他认为“旅游文化是以广义的旅游主体为中心，以跨文化交际为媒介，在丰富多样的旅游活动中进发出来的，形式复杂广泛的各种文化行为表征的总和。”笔者看重该定义的两点:其作者提出“广义的旅游主体”概念，暗示旅游“三体论”值得商榷;其二，作者将旅游文化的产生描述成“迸发”，这个动词隐喻某种创造性，无形中界定了旅游文化的范围。沙向军强调“旅游文化的全部意义在于文化交流，凡是体现交流这个最终和最核心现象和价值的各种内生和外化形态，才是旅游文化”。晏鲤波等称沙的定义为收缩论,而事实上它与肖的碰撞论没什么本质区别。两个定义都未忽略旅游文化与文化接触的直接联系,旅游文化之所以产生，根源在于以旅游吸引力为纽带的不同文化群体的交聚。因此，着眼于旅游文化的发生层面，无疑最能阐明旅游文化的性质与内容。此外，陈岗、黄震方在《基于意义及其均衡理论的旅游文化形成与变迁机制研究》一文独辟蹊径，结合符号人类学中“意义”的概念与利益相关者概念，以“意义均衡”理论解释了旅游文化的发生与变迁机制,该文不失为一个大的贡献,启迪我们从意义系统来思考旅游文化。
　　当代美国新兴人类学家拉斯特（Lassiter)如是界定文化:在人类学意义上，文化是一个共享和协调的意义系统，这一系统是由人们通过阐释经验和产生行为而习得并付诸实践的知识所获知的。在美国最受欢迎的两本人类学教材里，文化被理解为共享与协调的意义系统,人们用它来解释经验，生成行为，以行为反映意义。这些定义关照到文化自身的生产与再生产意涵，凑巧提供了旅游文化的界定思路,使我们免于殚精竭虑之苦。
　　基于此，笔者认为：在人类学意义上，旅游文化是多元文化主体在相互接触中所形成的自我协调的意义系统，这一系统是由各介入主体围绕旅游活动而创造产生。首先，文化人类学关注文化问题与文化接触,该定义正是从文化接触的切面来思索旅游文化的形成，因此，这是个立足于文化人类学的定义。其次，多元文化主体是广义的旅游主体,包括旅游者在内的_切旅游介入者,通过他们丰富多彩的旅游活动,旅游文化才得以产生。再次，将旅游文化定格在发生或形成阶段，有利于其内涵与外延的框限。最后，界定旅游文化是一个自我协调的意义系统，原因在于多元主体存在的事实，任一主体都可能在文化接触中迸发创造性的旅游活动，从而收获其欲寻求的意义，亦因各取所需的价值张力，使得旅游文化是一个自我协调的意义系统。事实上“文化”本身即意味社会生活是“被建构的”，并且易变、多样和短暂。该说法适用于旅游文化，旅游是一种被建构的生活方式，旅游文化是被建构的文化系统,其存在意义_直处于调适的平衡之中。
　　将旅游文化的外延控制在发生或创造的层面，表明它是相对独立的文化，自有其独特意涵，不能把其他文化内容随意纳入旅游文化囊中。首先，我们强调旅游文化的内在发生或形成，不包括旅游业所借助或依赖的外部文化形式,如建筑、遗迹、器物等有形文化或如信仰、节庆、音乐等无形文化自有其文化归属和原生文化特征，因此不属于旅游文化。其次，是确认_些存在的旅游文化或许可起到窥斑见豹的效果。例如“舞台真实”、迪斯尼麦当劳化、复古之风、天堂化或旅游行为的模式化等都是在发生或创造的范畴之内，而这些现象则是旅游多元主体在意义系统中合力作用的结果。可见，旅游文化_直处于被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之中，不断有新文化元素涌现以标识旅游活动的特殊性。谢春山、邹本涛(2008)提出的旅游体验文化与旅游介入文化很大程度上包揽了发生、创造层面上的旅游文化，但如何细分旅游体验文化则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与旅游文化
　　20世纪4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克洪(Kluckhohn)将人类学作为研究人类相似性和差异性的科学66，这一看法得到多数人类学者的推崇，并推衍出文化人类学是以文化多样性为对象的人文科学。文化人类学者最为关注“异文化”或“他者”(other),即远方的文化多样性，这使得他们必须借助长时间的田野调查来获取这些以族（ethnic)为边界的文化群体的第一手材料。因此，像印加文化、阿兹特克文化、苗文化、罗姆人（吉普赛人）、努尔人、因纽特人（爱斯基摩人）等都成了人类学研究的经典对象。但文化多样性不只是简单体现在文化的承载和区分单位族群（ethnicgroup)身上，它可具体化为如下内容:生计模式、社会组织、婚姻家庭、亲属制度、宗教信仰、艺术、文化变迁等。换言之，文化人类学研究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之间关系的多种可能性，并做出描述、分析、阐释和解释。故而，文化人类学承诺要在人类所有的复杂性中去理解人类的存在状况，这表明文化人类学本质上是一门在特殊文化中研究_般文化的学科。照字面来看，很难看出旅游文化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里将跻身何处，因为旅游文化虽为人类所创造,但它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在概念、性质和功能上既相合又相异。
　　首先,人类学对于其主要研究对象一文化的定义仍处于见仁见智的状态，几乎每位人类学家都能提出一个“孤芳自赏”的文化概念。1952年，美国人类学家克鲁伯与克拉克洪（Kroeber&Kluckhohn)合撰《文化：对于观念与定义的评论》（Culture:ACriticalReviewofConceptsandDefinitions)_书，对从1871年至1952年80年间出现的164种文化定义进行回顾和评析，因此克鲁伯认为正是文化人类学家发现了文化。但时至21世纪,我们仍旧一筹莫展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与学科领域的200多种文化概念。考虑到比较分析的便利，选用克鲁伯与克拉克洪于1952年提出的文化定义来对照旅游文化。该定义如下：
　　文化是由外显与内隐的行为模式构成；这种行为模式通过象征符号而获致和传递；文化代表了人类群体的显著成就，包括它们在人造器物中的体现;文化的核心部分是传统观念（即历史地获得和选择的），尤其是它们所带的价值观；文化体系一方面可以看作是活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则是进一步活动的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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