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定义概括了文化的两种状态:静态与动态;有形与无形。静态指人类群体的显著成就和传统观念，动态指行为模式；有形指人造器物等显著成就,无形指传统观念、价值观、宇宙观以及通过象征符号而获致和传递的行为模式。该定义还通过文化体系与人类活动的辩证关系，暗示了文化的生产性。整个定义表明既定人群与文化内容的隶属关系，说明文化与文化主体彼此界定的特性,从而揭示文化是人类多元生活方式的表征。比对之下，会发现旅游文化的性质与上述定义大致吻合。其一,旅游文化不啻为一种外显与内隐的行为模式，至于它是否通过象征符号而获致和传递还需大量案例研究予以支撑，但厄里已经将旅游人群形容为_支符号大军，在全世界翻找各种标志，这无疑会导致旅游对象的符号化。其二,在某种意义上，旅游文化有可能体现人类群体的成就，例如有形的旅游建筑、主题公园或无形的旅游创意等，但前提是它们产生了积极的旅游效应并与一般文化价值相契合。其三,旅游文化虽算不上一种传统,但它携带丰富的价值观并有可能制造意义感,如格尔兹所言，旅游文化亦是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它是一套协调的意义系统，各相关主体可从中寻求价值或意义感。其四，旅游文化是活动的产物，亦是进一步活动的决定因素，活动是关键词,各文化主体之旅游活动的张力使旅游文化得以产生。无论是行为模式、人类成就、意义系统还是所谓活动方面，旅游文化所指涉的内容都比其他类型的具体文化要狭窄得多。
　　其次，文化人类学的文化具有一些公认的特性：第文化是共享的。文化是一套共享的理想、价值和行为准则，共享主体可以是性别群体、年龄群体、特定阶层、族群、民族或国家。第二，文化是习得的。习得途径包括纵向濡化与横向传播。第三，文化是象征的。怀特（White)认为，文化起源于人类获得了使用象征符号的能力，即发明或赋予物品或事件某种意义并相应掌握和欣赏这种意义的能力。第四，文化是整合的。为发挥功能，文化的各个方面必定合理地整合在一起。比对之下会发现:第一，旅游文化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共享，一是旅游文化的持有者来自多元文化背景，包括旅游者、当地人、旅游从业者、旅游经营者、旅游开发者等，不像多数文化具有单一的主体;二是无论从地域还是主体上看，共享范围很难划定。假定旅游文化是被共享的，那么是基于旅游方式、动机、行为、供给还是效应被共享？这是值得推敲的问题。第二，旅游文化是否是习得的，须一分为二地看。一方面，郭栩东、傅吉新指出旅游文化是一种传统且必需应时而变，姑且不论作者以旅游文化偷换了旅游行为的概念，先看旅游是不是作为传统而被潜移默化地传承。王淑良梳理了绵延不绝的中国旅游史，从原始的游踪到有迹可寻的游学、宦游、玄游、仙游、巡游、山水田园游或风景名胜游,表明旅游行为由来已久，但这不足以说明中国很早就有大行于民间的大众旅游。在这一点上中国并不比世界诸国更特殊，彭顺生中肯指出：至19世纪中期，广大劳动人民在主观上缺乏对旅行度假的要求和习惯，客观上亦无能力参加旅行活动，因此这一漫长历史时段的旅游活动没有普遍的社会意义。但一些类似传统的旅游精神流传了下来，在现代旅游者的行为模式上有所反映。因此,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旅游文化史研究有知古鉴今的作用，例如喻学才《中国旅游文化的附会传统研究》一文中的附会传统就属于典型的旅游文化现象，虽然它在现代社会的普及性远胜于古代。另一方面，若从文化接触和传播的角度看，旅游文化存在被采借、整合甚至复制的可能，这是旅游文化中的“多样性的一致化”（unityindiversity)现象,但与继承或习得无甚关系。第三，毫无疑问，旅游文化是象征的，从旅游行为的意义、旅游吸引物的生产与再生产、旅游行为的模式化都可见人类的符号性。简言之，不同类型的介入者都在旅游中制造并收获相应的意义。第四，旅游文化是否具有整合的特性要从两方面来看：其一，旅游文化作为部分，是否整合于客源地社会与目的地社会;其二，旅游文化作为整体，其构成部分之间是否有机协调存在两种情况:适应的旅游文化与适应不良的旅游文化。据经验事实判断，旅游文化与目的地社会的整合相对困难,而旅游文化本身的整合特性表现在以文化变迁为特征的调适过程里。
　　最后，在人类学意义上，文化基本上是确保_群人生活持久幸福的维持体系，为达致这一目标，在改变了的条件下它要保持适应，它必须能够变化45。首先，旅游文化的功能要从旅游者与旅游目的地两方面来考量。从旅游者层面来看，旅游文化既是旅游吸引力的表征，亦是适应旅游者偏好的产物，它具有满足旅游审美、追新求异、娱乐、舒适感、逃避等功能;从旅游业层面来看,旅游文化既是旅游世界的边界，亦是旅游业赖以生存的基础，它具有获取社会和经济效益、提升地方感、保护地方或民族文化等功能。譬如“舞台真实”，它既为旅游者展现了目的地社区的特色文化，又在一定程度上拦截了旅游人群对原生文化可能产生的侵扰,从而保护了当地人原有的生活秩序和样态。反之，当旅游文化不能适应旅游需求与旅游供给的变化时，它将产生对旅游者和旅游业而言的负功能。其次，要看旅游文化是否作为一个相对整体在起作用。文化是由它自身创造而成的，人的存在使文化过程的存在成为可能，但文化过程本身的性质和行为是由它自身决定的，它依赖于它自身的原则，并受它自身的规律所支配40。旅游文化是相对于“居住文化”的一个整体,其过程的性质、行为、活动等本应受其自身规律的宰制，但旅游文化自身产生、发展、调适、被接受或被淘汰的过程被供求之间的经济或文化规律所决定。因此，旅游需求随时将旅游文化置于“改变了的条件”之下，旅游文化被要求随时应变。这_潜在规律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其文化功能的短暂性与脆弱性，结果是无论旅游者或旅游业都不能长期维持对旅游文化的依赖性，因为旅游文化在功能满足上尚未表现出普遍而明显的稳定性，不同旅游文化元素之间的结构还不完善。这一方面表明旅游文化具有稳定不足而应变有余的功能特性，另一方面表明旅游文化并不是作为一个整体在独立起作用，其功能效应被旅游客源地和目的地所深刻影响。
　　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与旅游文化
　　文化人类学以民族志（ethnography)研究为标志，民族志作为研究手段指基于田野调查工作的学术范式，田野工作包括:1)选择特定社区;2)进行至少一年的实地调查;3)能够使用当地的语言;4)先以“文化主体的内部眼界”（主位观点）去看待文化，最终达成对调查对象的客观认识（客位观点）。民族志作为研究成果指的是_种特殊的文本形式，它是田野调查基础之上的文字表述。旅游文化的生产、创造与成型是_个不短的过程，并且在不同旅游目的地有不同表现，因此对旅游文化的识别、认知与阐释最好不要依赖于二手材料，而应该进行实地调查，搜集第一手资料。从这一点来看,旅游文化的未来研究可以建立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但亦不必过分拘泥于规范，譬如至少一年的调查期限就勿需恪守,这是对农业社会的调查要求，一年正好一个生产周期；至于掌握当地语言则须视情况而定，假如是调查民族旅游地区的文化变迁,而当地不通行汉语或找不到合适的翻译时,就需要调查者本人懂得当地语言。
　　就谢春山、邹本涛对旅游文化本体的分类而言，旅游介入文化主要关涉旅游目的地，尤其民族旅游目的地,类似的固定社区是文化人类学擅长的调查对象，有一套完备的调查步骤、内容和规范，可保证基本的资料搜集。但不同的是，旅游民族志调查更关注文化元素在旅游中的动态呈现，比如设计、再现、创造、表述或表演等，因而参与观察的方法会行之有效，但有难度，涉及经营者、政府主管人员等主体时难度更大。旅游体验文化的对象是旅游者，这些非社区人口是一片‘‘流动的田野”，对于文化人类学研究来说,这样的调查对象很“另类”。格雷本在《旅游民族志》一文中探讨了几种调查方法:1)充当旅游者混在旅游团队或旅游队群中做参与式观察；2)做_个出色的导游，随时观察其反应或行为方式;3)非参与式观察，在旅游者结束旅行后做面谈,探讨旅游体验、照片、纪念品等。当然，必要时也可辅以问卷调查，以扩大调查面。总体上，民族志方法虽然有信息新颖真实可靠的好处,但运用到旅游文化研究上是有难度的，对文化人类学者如此，对非文化人类学者更是如此。
　　民族志方法的主位观（emic)与客位观（etic)与其说是方法，勿宁说是学科素养。主位观强调调查中应重视调查对象的看法，客位观强调应重视调查者自身的看法和判断。文化人类学者往往更看重主位观点，因为它是文化持有者自身对文化现象的看法或理解,更值得被尊重。因此在大量民族志文本里，经常有连篇累牍的“当地人如是说……”，这便是文化人类所看重的文化之于文化主体的意义域。相比之下,客位观运用得更普遍，事实上调查者更容易凌驾于调查对象之上而轻易下结论，这便体现出主位观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譬如相似的旅游行为可能是出于不同的文化动机“驴友群”自我的看法必定不同于局外人的看法。假如我们认定旅游文化是一个意义体系的话，就定要弄清楚旅游活动对于每一类介入主体的意义所在。
　　研究结论
　　综上，旅游文化是文化人类学视角下的一种特殊文化，它是旅游这一特殊生活方式的文化表征，它具有满足人们特殊生活需求的功能，但其功能的实现受客源地和目的地文化的影响很大。旅游文化表明人类存在的复杂性，透过旅游文化，可以再度审视人类的存在状态;而要了解旅游文化发生、形成与演变的规律，可借助文化人类学的民族志研究方法，从主位观的角度去获取关于特定旅游文化现象的第一手资料，如此方可逐渐积累起对旅游文化的客位认知。
　　总结
　　对旅游文化的研究，国内外学术界持之以不同路径。国外学界以分析旅游文化现象与案例为主旨,而疏于或未及做理论概括；国内学界反其道而行之，似乎必须在透彻认识旅游文化后方能铺陈到具体的旅游文化现象上来。国内学界这种空中楼阁式的概念或智识建构部分地源自旅游文化学学科建构的工具性与迫切性，研究者意识到欲使旅游文化学获得名正言顺的地位，就非得先界定旅游文化才行。“先取名字”固然有先声夺人的功效，但“孩子”迟迟不生，结果只能是集体在“名字”上做文章，反而使学科地位风雨飘摇。客观而言，在国内旅游发展的浩荡之势下，产生了大量有旅游文化之实而无旅游文化之名的研究成果。这正是在企及学科地位的旅游文化学的困境：一方面，相当数量的论文或无学科归属，或曲意攀附其他学科，而旅游文化学对之却无整合之力；另一方面，旅游实践中的许多案例未曾在文化视野下考察和解读。这是旅游文化研究的致命之弊，导致旅游文化的本体至今模糊不分明。因此，国外学界的研究方向值得国内借鉴，在大量现象、案例的搜集和分析之基础上，或许旅游文化的内涵会渐渐清晰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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