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堡任职的时间是阿尔滕施泰因和多纳政府时期，但决定洪堡政治命运的却是施泰因和哈登贝格。洪堡辞职的起因是施泰因的政府改革方案。施泰因设想建立枢密院，由王子、部长、重要司长、国王秘书、特命成员（已退休的部长）构成，作为最高行政权力机构。这一改革的目的是削减部长的权力，增加以司长为代表的高级公务员的影响,从而降低政府的集权。"自然，没有人比司长更赞成这个方案;正是洪堡这位内务部教育司司长，在枢密院的运动中担任了领导者。"①洪堡的对手是哈登贝格的门徒阿尔滕施泰因，而多纳在洪堡持续不断的压力则变得摇摆不定,然而部长们都不支持施泰因的方案，站在洪堡一边的是另一个司长尼布尔（Niebuhr)。结果"自傲又有些自以为是的洪堡辞职了。"②
　　本来这个方案根本不需要洪堡发表意见，但洪堡着急和投入其中的原因其实很明显，他希望作为国务大臣，而不是一个低级的管理专家。洪堡有强烈的政治雄心，有一套完整的政策理念和关于普鲁士改革的设想，这更膨胀了他对政治职位的追求。然而，政治现实是他根本未得到国王的支持，显然洪堡"作为政治家未能飞黄腾达"，"即使在任枢密院成员和内政部文化和公共教育司司长时，亦即当他开创伟大的普鲁士学校和大学改革工程之时，他还是屈居于大臣之下。由于他对这一点在本性和客观上看来都未能忍受,便转而担任了1810至1814年派驻维也纳的使节。"③洪堡想成为政治家的愿望此后也没有实现,1810年的情节后来又重演了一次"政府的决策与他无缘,他未能实现他的宪法草案和行政改革计划，他从未获得过政治权力，从未分到过一个真正独立的政府部门。当他向哈登贝格索取这种权力时，国王把他免职了。"④
　　洪堡在教育职位上匆匆地来，又匆匆地走，猛一转身，不带走一点教育的留恋。那么，洪堡是对教育事务不感兴趣呢，还是对司长的职位不感兴趣呢，或二者兼而有之？各种证据和研究都表明，洪堡对教育事务和司长官职皆不中意。"进一步的迹象显示,洪堡对掌握建立新大学机会的热情并不高，事实上他宁愿回到罗马，而不是接受在柏林的任命。他被任命为枢密院顾问，主管内政部下设立的文化和公共教育机构，他将负责所有教育事务。他在1809年1月17日的信中试图拒绝这一任命，但国王坚持。当他的朋友们警告说在这样严峻的时刻像拜默（Beyme)这样一个纯粹的官僚有可能获得任命时，他最后屈服了。他在1809年2月20日被正式任命为枢密院顾问和文化教育司主管。"⑤
　　很能说明问题的是，洪堡在离开文化教育司的职位后再也没有与教育事务发生过关系，也没有再写过有关教育的文字，而此前洪堡却有不少与教育有关的论述。这表明，洪堡的心思和关注点的确不在教育上。也正因为如此，不少学者对洪堡在大学制度改革上的贡献也评价不高，法龙认为："奉献给洪堡的颂词是如此过分地谄媚，以致当代的评论家被诱导相信，洪堡不仅把他的_生贡献给大学,而且独自凭空创造了柏林大学。但实际上，洪堡对柏林大学的奉献和关心仅限于短暂的16个月，而且他所做的无非是通过在政府官僚机构中称职的管理，综合和实现了主要由其他人发展的思想。相反，例如，在柏林大学创建过程中，大量的逐渐阐明的关于新大学思想的论文一直由学者、哲学家和官员在精心准备着，而洪堡自己仅写了一篇关于这一主题的有条理的陈述。该陈述是内政部备忘录的一个简要部分，且直到1896年才在洪堡传记中发表出来。"⑥
　　实际上，法龙说的是对的，洪堡无论大学思想和理论还是大学改革实践上都没有多少原创性的东西，对洪堡来说，幸运的是,18世纪的德意志无论在大学制度改革的实践上还是思想和理论上都已经为洪堡做好充分的铺垫和准备。
　　二、德意志大学制度创新：哈勒、哥廷根与柏林
　　大学是欧洲中世纪的创造，但到中世纪后期特别是17和18世纪，大学普遍腐朽败坏，无论在法国还是英国，大学都成为社会各界批判的对象。在德意志，大学也同样脱离于时代和社会，结果在1792年到1818年，德语世界中一半以上的大学消亡了。①19世纪初，大学声誉极差，以致于普鲁士管高等教育的法务部长马索夫（J.vonMassow)提议说，大学应该被彻底废除，并由为专门需要服务的专业学校取而代之。②
　　而无论什么时代,总有少数先知先觉者，德意志大学制度改革的先河是哈勒大学。哈勒在大学改革和制度的创新在于：（1)哲学学科和学院的独立。德国"启蒙运动之父"、温和的理性主义者、哈勒大学的奠基人托马修斯亲自讲授哲学，他废除了经院主义课程，使哲学脱离神学而独立，将启蒙思想和理性主义植根于哈勒大学和德意志。而德意志第一个近代哲学体系的创建者沃尔夫在哈勒创建了哲学院并任院长。沃尔夫哲学在康德之前统治了德国大学及普通教育长达半个世纪。（2)近代学科的引入。数学、物理等近代科学，语言、历史等近代课程都在哈勒讲授。（3)思想自由和教学自由的原则。在哈勒大学特别是在哲学院，自由主义哲学成为基本原则："现代哲学和科学的跨进大学并不是通过它们被官方认可为合法的理论体系的形式，而是通过它们成了自由思想和自由研究等原则的依据。这就使大学的性质完全改观。大学不再是沿袭传统教条的学校，它成了领导整个学术界进行创造性科学研究的基地和真理的拓荒者。"③自由主义的原则可以说是近代大学制度改革的方法论，也是近代大学改革的内在动因，虽然哈勒大学很难将之贯彻到底，但提出这样的原则已是难能可贵的了。
　　为了与哈勒竞争，哥廷根大学的改革较之哈勒更为深化和拓展,其大学制度的创新之处在于：（1)哲学院地位的提升和近代学科的广泛引入。在哥廷根大学哲学院开始逐渐取得与神、法、医学院平等的地位。在哲学院中，历史、语言和数学是最重要的学科，它们不仅仅是为了进入其他三个学院做准备，而开始具有独立的学术地位和价值。历史教授的工资接近于那些领取最高工资的法学教授和神学教授。哲学院除开设逻辑学、形而上学和伦理学等课程，还开设经验心理学、自然法、政治、物理学、自然史、纯数学和应用数学、地理、古典文本、艺术、语言等课程。（2)研究是大学教师的基本职责。哥廷根大学的教授要促进知识、进行原创性的研究。哥廷根因此成为欧洲的学术和科学重镇。（3)组织创新。新的学科和新的研究职能需要新的组织制度，哥廷根大学相继创建了图书馆、研究所和研讨班。闵希豪生亲手创办了哥廷根图书馆，到1763年藏书达20万卷，是欧洲第一个现代意义的科学图书馆，吸引了许多求知的学者，歌德、莱辛和赫德尔等人都利用过哥廷根的藏书。在大学制度创新上，还不得不提的是海涅，他自1763年开始在哥廷根任教，第一个使用seminar制度教学，取代中世纪的辩论；还创办了语言学研究所；并使得知识就是目的本身，而不是为了某种职业。（4)大学教授地位的改变。教师的地位自中世纪以来一直不高，闵希豪生给教授高额工资，又免除其各种劳役，而聘教授的依据则是其由研究发表而来的声望，这就把教授变为有良好教养的人，教授由此结交权贵、宫廷，从而侧身上层阶级。在近代大学，教授地位的高低是大学研究成效的表征。（5)学术自由。哈勒大学因为新教两派之间的斗争导致衰落，闵希豪生吸取了这方面的教训，采取规避策略"闵希豪生还通过任命教义中立的神学教授进一步保证大学的安宁。学生和教授的精力与其就正统而争论，不如转为出更多的成果（和更世俗化些）。在这种消极地支持反对异端控诉和其他形式过度的经院哲学的争斗中，可以看到学术自由的雏形，这在18世纪后期使哥廷根成为令人喜爱的住处,甚至对非大学的知识分子都是如此。哥廷根思考、写作和创办的自由在德国是无法超越的。即使哥廷根的神学家是虔诚的路德宗教徒，但思想自由的精神使他们允许哥廷根发展成为'启蒙'的圣经批判和教会史的重要中心。"④可以说，正是闵希豪生消极的宗教自由，才保证和实现了哥廷根大学积极的学术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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