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资质和个性：因"缺陷"而成就
　　洪堡出身高贵，接受了最良好的教育,对哲学、文学、美学、古代文化、人类学、政治学、语言学等有广泛的涉猎和钻研，但洪堡在任何_个领域都没有成为当时最顶尖的人物，在政治上也没有成为独当_面的人物。洪堡总是离达到最高成就差那么一点或一些，究其原因，在于洪堡资质和个性上的缺陷。
　　洪堡在哲学、政治理论上用力不小，但纯粹思辨对他太吃力；洪堡也算魏玛古典文学的殿军，但除了几篇文学评论的论文，没有有价值的文学创作，因为他不具备创作的丰富想象力。洪堡自己是很清楚的："我身上太明显地缺乏活力，特别是缺乏幻想的独立性……这实质上是_种双重的不知：想象力不独立以及理解力不很强。这种在真正意义上的坦塔罗斯状态简直不断地使我感到痛苦。如果我从事_项理论工作，则我在概括方面不精辟，在分析方面不严密，在推理方面根本不系统、且非常干巴巴；当我敢于考虑写有诗意的东西时，则我的双翼瘫痪，筋骨被折断了。"⑦
　　这且罢了,洪堡兴趣还十分广泛，但专注不够，不断从_个领域跳到另一个领域，_旦不满意或遇到挫折就逃离和放弃。不专注的个性导致洪堡浅尝辄止，而一旦洪堡能专注于一个领域，即使才情不足与康德、歌德、席勒相比，但也能别出天地，其晚年的语言学研究就取得创造性成果，也是洪堡一生学问领域成就最高的。
　　也许是洪堡接受了太多不一致的东西导致了冲突"洪堡生活的特点就是矛盾或对立：美学和活力，空想和经验，普通和特殊，人类和人，理论和政治，以及形式主义和强权现实。总而言之，康德和歌德，在他的胸中处于相互矛盾之中。"①的确，启蒙思想是理性的，而浪漫主义则是情感和意志的，古典文化是理想主义的,而外交则是利益的清醒计较和盘算。对洪堡来说，最大的冲突是纯粹精神与现实世界的冲突，是学者与官员的冲突，他的心思经常在精神与现实之间摇摆，他的一生不断在学者与官员之间变换。
　　然而，洪堡的资质和个性缺陷、多重乃至相互冲突的身份与思想，恰恰造就了洪堡。换一个角度来看，洪堡是知识面广,对当时的主要思潮都有钻研，跟各派学者都能打交道。因为是学者，且在其钻研的各个领域都达到相当的高度，因此是学术行家，懂得科学的价值和什么是真学问，对各种建设新大学的计划和方案能甄别优劣，而相对职业官员，最大的优势还在于能超越当下和现实的功利，有更长远的眼光,按普遍的事理行动。而作为官员，特别是外交官,则完全根据国家利益，明争暗斗，巧取豪夺，手段则灵活多变，高明巧妙，是理性的计算和现实利益的交换，而不是像学者那样在云端里生活，极具批判性，却不能成事，大多是不切实际的乌托邦。洪堡在一生中虽经常从理想逃到现实，又从现实逃到理想，但只要洪堡能暂时克服学究的理想化和固执,摆脱官僚的权力和利益追逐，一旦他实现了理想与现实的调和，就会做出惊人的成就。这个时间点就是在他做文化和教育司司长时。此前他著述10年，外交7年，现在正是在普鲁士的大地实现他的理想的时候。
　　"正是洪堡所特有的实用主义和现实主义思想可以在有关高校的讨论中起到缓解作用。他既没有选取那种完全旨在讲求实际的、拿破仑在法国对教育事业改革的路径，也不是毫无批判地追随菲希特哲学学府的想法，亦即这种学校应该把一切其他分支结合进来。他虽然把好战的哲学家聘请为教授,但他不让哲学家对柏林大学的组建施加任何影响。"②不论柏林大学的创新怎么无法与哈勒和哥廷根相比，不论洪堡从康德、席勒、谢林、费希特、施莱尔马赫等人早已形成的思想那里借鉴多少，唯有洪堡将此前的大学理念落实到实践中，将理想和原则在普鲁士具体化了。这是洪堡超越康德、席勒、谢林等大师的地方，而与费希特、施莱尔马赫相较，洪堡是官位最高的，是整个教育制度的设计师，而费希特、施莱尔马赫只与柏林大学有关，还不是最关键的人物。因此，历史的一切光芒都照耀在洪堡身上。
　　五、洪堡现象的意义
　　细思静想，洪堡成为20世纪高等教育的宠儿并不是历史的错爱，他曰益显耀的声名更非虚华和偶然，而自有高等教育和历史不能回避、无法割舍、也难以忘却的情怀和逻辑。虽然在理念和制度创新上，洪堡和柏林大学主要是继承了此前德意志思想界和大学改革的成果，但洪堡模式正说明洪堡已成为一个象征、一种符号、一种寄托、一种理想，与其说洪堡是19世纪初普鲁士的，德意志的，或柏林大学的，不如说洪堡是当代的，是现实的，是理想的。
　　那么洪堡到底代表了什么呢？自洪堡被发现以来，美国人对研究感兴趣，那是因为美国要发展研究型大学；中国人对教授治校讨论多，那是中国教授一向对权力的嗜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洪堡被德国抬举出来,是有些人要反对当时大学和知识的专业化，反对大学的职业取向等。今天，对中国高等教育来说,也许我们最应该发现的是德国和洪堡的大学改革方式。
　　改革是理想与现实的结合，没有理想的改革是庸俗和利益侵夺的改革，不切实际的改革是空想和注定失败的改革。对改革者来说也是一样的，他不需要太高深的学问，也不能是经纶世务的官僚，学问家偏执而迂腐，官僚功利而狡诈，都不能立功立业，成就国家民族的大事业。我们看历史上，伟大的大学改革者都不是学术大师，清华的梅贻琦、蒋南翔、罗家伦,北大的蔡元培，美国19世纪后期_群伟大校长，都有学问，但都谈不上是大家。但他们都对社会有深切的了解,而且有长远的眼光和洞察力，因此能对大学按照社会的需要和未来的趋势进行改革。
　　大学制度改革不是模仿,不是照搬照抄，伟大的改革都是立足于本土现实和需要的。普鲁士和洪堡最方便的方法是把法国当时的高等教育改革搬过来，要知道法国当时的高校是最成功的，并且_直统治了近半个世纪,柏林大学要等1830年代后才小有成就,获得世界性的声望成为模仿的对象要等到19世纪后期。但应该说，德意志知识界对大学进行了长期理性的探讨，摸清了知识和科学发展的道理。而从哈勒到哥廷根的大学制度创新积蓄了洪堡和柏林的制度基础。中国今天的改革完全是搬美国的大学制度的形式,根本没有理解美国大学制度的实质，却把中国的需要、中国文明和高等教育的传统、长期的大学制度实践弃之如敝履，这不可能创造出先进的大学制度的。
　　当代中国大学制度改革最可笑的是：一边大学理念满天飞，一边没有一个大学的改革是以思想和理论为基础和依据的。中国大学校长的理念已经囊括宇宙，涵盖古今，好得无法再形容，对得已挑不出错,可惜可悲的是，这些全是空洞无物的东西，全是修辞、口号、宣传，没有一个有根基，没有一个真落实。其实，哪怕落实一个大学理念，持之以恒,就能办出一所好大学。当代中国留学生比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多，学成回国做校长的也多,但为什么没有出新的蔡元培、梅贻琦？也许需要的是理想，是境界，是对中国文明和教育的体认，对中国本土需要的认知，以及把理想现实化、做实事、做成事的能力，或说正其谊以谋大利，明其道兼计其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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