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大学文化是大学育人最不可或缺的教育要素。人的社会化过程其实就是文化移入、文化适应及文化习得，归根结底就是文化影响的过程，由此表明文化具有育人的价值。此如《跨文化传通》作者萨姆瓦所说：文化教给我们如何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生活，离开了文化我们将会是一群孤弱无助的两足动物，游荡在漫无际涯的天地之间。结合人类学及文化学关于"人是环境的产物"而"文化是人的生存环境"的研究结论，由此"人是文化的产物"的逻辑成立，"文化具有育人的价值"因此得证。其实马克思的"社会存在决定意识说已经演绎了人之存在不能脱离环境并极大受制于所处环境的影响，揭示了凡人类存在及生活其间的环境必附着某种或多种文化，剥离了文化及其影响的社会环境根本不存在的事实。大学亦然，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存在其最凸显特征就在于：大学文化常常以文化的形态即，作为一种非强制性教育手段，通过教育环境的营造，以一种不知不觉的、潜移默化的、润物无声的情感啕冶、思想感化、价值认同、行为养成的潜课程方式参与大学教育的全过程，以影响和实现教育目的。大量的事实证明，大学生更多的是靠自己在所处的文化环境中积极主动的思维和感悟中学到东西的，大学文化的价值就在于把具有强制性征的教育外化为虽带有教育意图但却以学生自我教育的形式完成的大学环境，从而达到"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的教育效果。老子曰：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大学文化就是"行不言之教"的"圣者"为大学之不可替代、用劲最小且成效至伟的教育力量。历史上英国大学注重博雅教育对人的培养、德国大学注重科学研究对学者的心灵的洗礼、美国大学注重青年人社会担当的责任养成，既是受大学文化理性驱使的选择，也是依靠大学文化的影响达成人才培养目标。关于大学文化育人作用我们必须特别强调的是：大学既是青年人追求真理的知识殿堂亦是年轻人涵养信仰和精神的文化教堂，因此对年轻-代施以崇真、向善、求美、社会担当等理想主义影响是大学不能放弃的责任。而惟有形成了浓郁理想主义文化的大学才有资格且能自觉于施以年轻一代崇真、向善、求美、社会担当的影响。一个理想主义文化衰微的大学，岂能培养出具有理想主义的社会精英？
　　其三，大学文化是大学建立善治结构不可或缺的基础。改革开放近30多年来，大学文化之所以能够以极具挑战性的概念进入大学及其治校者的视野并引起高度重视，就在于大学文化作为大学治理结构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使大学治理成为可能。大学的教育及学术属性及其规律决定了大学不是仅仅依靠行政权力进行管控以维持运行的组织，其以高深学问探索和知识传播为属性特征及以学科专业为组织构架的逻辑特点，决定了大学更应该是一个具有共同目标认同的、以效率优先为原则、注重整体长远利益和顶层设计、强调民主管理和依法治校的治理系统。事实上，为了克服大学传统、单向的管控模式，缺乏整体综合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习惯于人治的急功近利、就事论事的碎片化管理，有必要推进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提高治理能力。而善治作为一种在以人为本的价值前提下，以效率目标为依据、以整体设计为逻辑、以民主管理为手段、以制度规范为保障建立起来的管理框架，吻合了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发展需要。善治对大学特有的动态性、复杂性、多样性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因此大学也就有效避免了因组织管理不善导致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大学文化在大学善治结构的建构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大学价值确定赋予治校者决策及行动的必要理性，与此同时大学的共同价值理性赋予大学成员使命感、历史感以及主人感和责任感，从而使大学成员认识到自己角色的意义并努力履行好角色使命、担负好角色责任。在大学价值认同的驱使下，大学治校者及大学成员有利于形成具有共同精神追求和目标认同的学术共同体，大学的善治因此就有了大学治校者及所有成员共享管理的思想基础。二是通过制度安排保证大学是一个既有学术自由又井然有序的组织整体而非"无政府主义"盛行的"乌合之众"。大学智力劳动的特点强调大学个体及其组织必须具有必要的思想和工作的独立性、灵活性及个性发展需要的权力和空间，但这并不意味着任何个人或学术单位可以无视大学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存在所必需的统一性。大学是目标多样性、权力多元化等诸多要素交织在一起的高度复杂的组织，科学管理是处理大学组织复杂性唯一的选择，不仅需要有效处理大学内部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关系、治校者及管理者与大学师生的权利关系等民主管理及共享管理问题，还要有效处理大学必要的效率问题，因为高层次人才培养及知识创新的使命决定了大学必须是一个强调效率优先的学术组织，否则大学存在的价值将大打折扣，也不能担负好促进社会进步、国家发展的责任。所以大学的科学管理的另一端是大学的依法治校亦即大学的制度治校，大学制度作为大学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对大学的决定性不容忽视。坦诚而言，我国大学与西方大学在人才培养质量和知识创新方面的差距虽然不排除大学历史长短带来的影响，但在人财物资源流动的规模和速度完全发生变化，大学发展不再是时间函数的今天，大学制度的优与劣恐怕决定大学的兴与衰、成与败。由于大学制度设计是受大学文化支配的结果，大学文化对大学制度安排的影响不仅无法避免而且是具体的，有什么样的大学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大学制度，而大学制度又决定了大学的治理结构，因此大学制度是构成大学治理体系的具有基石意义的物质基础。大学文化通过大学价值确定及大学制度设计对大学善治结构发生影响，从而导致大学文化具有治校的现实可能性和操作意义。
　　大学的办学治校育人与大学文化是彼此依赖且互为影响的一对范畴，大学的办学治校育人活动本身就是在营造大学文化，大学作为一个历经近千年历史已趋于高度成熟的组织，其行动和发展也绝非是无意识的自发结果，而是大学文化引领和文化创新导致的变化和进步。由于大学的组织属性决定了其完全是一个文化及受文化支配的存在，大学文化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大学的行为选择及社会作为。对大学文化学理性问题再认识的目的就在于此：按大学文化应有的理性引领和推进大学的发展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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