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影响力是促使武术门派产生的文化动因

　　首先，地域文化的差异性影响着武术门派的生成。对此，郭浠汾先生曾有论断：“（中国武术）门派众多是由于南北地理、气候、人的不同而造成的。北方人身材高大，气候严寒造成北派拳术气势雄劲，大开大合。南方多水，南方人身材矮小，拳术也比较细腻。”[5]现在看来，这番论述可能过于笼统，但它却反映出地域文化对武术门派产生影响的事实。而此前，早在明代，唐顺之《武编》、戚纪光《纪效新书》、郑若曾《江南经略》、何良臣《阵纪》等著作中有关拳法门派的地域性的记载其实已经十分明显。

　　其次，宗教文化对传统武术门派的影响作用不可小觑。现在武术门派中被奉为泰山北斗的少林和武当正是宗教文化与传统武术结合的产物。少林因为立足于中国最大的佛教流派禅宗的祖庭少林寺，禅宗佛理与武术并传显然丰富了少林武术的理论基础，更是加大了少林武术的影响力。武当之所以能成为武林中显赫的门派，也是由于内家拳奉著名的道教人物张三丰为开山鼻祖，张三丰毕生为人所知的活动地点正是武当山。神秘莫测的内家拳术与武当山玄妙的道教养生文化、宗教哲学理论相融合，于是成就了后来众所周知的武当派。而峨眉派等派别的产生情况基本与前面所述相当，都是武术与宗教文化并存的结果。

　　此外，宗族文化对武术门派的催生作用同样明显。在宋代，武术发展已经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当时的武术派别分化并不明显，基本上还处在以刀、枪、剑、棍等器械门类作为分类依据的初始阶段。随着宋代理学的发展，理学所强调的宗族文化甚嚣尘上，武术文化也受影响颇深。特别明代以降，武术文化与宗族文化的契合尤为明显。明代武术中出现了许多以人名姓氏为称呼的武术类别。这类记载在明代的相关著述中所见颇多，仅何良臣《阵纪》中的一段记述就很能说明问题：“……温家之七十二行拳、三十六合锁、二十四弃探马、八闪番、十二短，此又善之精者。吕红之八下、绵张之短打、李半天曹聋子之腿、王鹰爪唐养吾之拿、张伯敬之肘、千跌张之跌……”[6]文中所提温家、绵张、王鹰爪、千跌张等称谓显然已经自觉将姓氏与武功专项技法紧密联系，表明了某种独特的武术技法在某家族中得到特别重视并形成为绝技的事实。对姓氏的突出正是宗族文化强调的重点，可见，宗族文化对武术门派影响是确实存在的。

　　1.3武术自身的理论丰富和技术精进是武术门派分化的技术动因

　　任何一项具有操作性质的技术活动都必然要经历自身的技术发展和进化过程才会逐渐成熟。武术作为一种带有极强技术特点的身体活动形式，同样要经历长时间演进才可能得到理论上的完备和技术上的精进。目前，据现有明代的武学著作上的记载我们可以窥见，当时的武术技法中踢、打、摔、拿等攻防技术已经十分成熟，并且按技术路线产生了技术分流，武术家精通某项绝技的现象非常普遍。我们谈论中国传统武术“起于易、成于医、附于兵、扬于艺”。明清之际，阴阳、五行、八卦等中国古典哲学理论和经络、中气、穴位等传统医学理论融入武术功法之中，提高了武术的理论性和文化内涵。一旦自成体统的武术理论与特色鲜明的实战技法形成系统的结合后，武术门派的分化也就理所当然了。

　　2门派异化：现代社会中国武术文化发展的无奈现实

　　所谓异化是指“主体由于自身矛盾的发展而产生自己的对立面，转过来束缚主体，压制主体”[7]。门派只是武术历史演化过程中的文化生成，假若以它作为武术文化的主体，武术的发展必然会受到束缚。很显然，随着20世纪初期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的解体，传统武术门派寄存的社会生态、文化氛围等综合环境逐渐分崩离析，自此，再度强化和夸大武术门派的存在价值实际是武术文化的异化。

　　2.1门户之见：近代武术发展和改革路途中的沉疴旧疾

　　毫不夸张，现代武术中遗传的门户之见、宗派主义是影响武术发展的重大障碍[8]。1928年，中央国术馆建立之初以少林、武当两门划分教学事务的做法，后来导致了当时声望颇高的王子平与高振东二位门长的徒手搏斗，以及科长马裕甫与柳印虎的竹剑相拼，并最终造成国术馆副馆长李景林的愤然离职。而时任教务处长的唐豪则也因写书揭露武术门派中的鼻祖附会而被迫出走。张之江先生希望武术界同仁能高瞻远瞩、万众一心去轰轰烈烈地推广国术运动，因而大声疾呼：“吾人置身提倡国术之立场，须知融化门派，破除畛城，实为今日第一步要着。此关节不能打破，而欲国术之发扬光大，岂可得乎？”[9]可是在他主持下的国术馆中，门派观念和门户之见造成的派别倾轧还是给国术历史抹上了不光彩一笔。

　　其实，早于张之江先生之前，诸多志在振兴和推广传统武术的武术家们就已经洞察到门派相争之于武术发展的羁绊，力图革除此弊。霍元甲先生创办的精武体育会吸收西方体育的发展模式，致力于破除武术门户之见、派别之争[10]。在霍先生的主持下，当时著名的武林人物陈子正、罗光玉、赵连和、吴鉴泉等人都曾在精武会中执教，“从而形成各流派拳师相互观摩、互相砥砺，优者以勉、劣者以奋的从未有过的武术和谐发展新风尚”[11]。精武体育会在国内的成功推广并得以在海外受到认可，想必与它们舍弃了传统武术中门户偏见的糟粕不无关系。在中国武术史上褒贬不一的马良，他毕生倡导的“中华新武术”之“立足点就是要对民间武术有所改革，并推陈出新”；他的武术改良运动的重要一步即是“遵循删繁就简的原则，将门派丛生、套路繁杂的民间武术简化为拳脚术、棍术、剑术几个代表性科目。”[12]向恺然先生在1933年为全国第2届国术国考撰写对联：聚三山五岳健者于一堂各显身手；无武当少林门户之恶习即是英雄[13]。这可以看作是当时武术界有识之士的共同意愿。

　　显然，在20世纪初期，热衷于传统武术的武术家们在风云交汇的国际形势下，亲眼目睹了“洋体育”日渐兴起，使他们已经意识到中国武术正经受着来势汹汹的外来冲击和显而易见的内部危机。而他们不约而同地对“门户”提出异议，并将革除门户之弊作为改良武术和推动武术发展的首要之举，这决不是偶然，而是一种深刻反思之后的共识：门户之见已经成为了武术向前发展的路途上必须根除的沉疴旧疾。可惜的是，武术界的门户之斗始终没能如众人所愿就此消失，直到1950年香港还上演了吴氏太极代表人物吴公仪与白鹤门掌门陈克夫的比武闹剧。这似乎告诉我们，门户之争成了制约中国武术由传统走向现代发展的顽疾，积重难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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