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主要探讨田汉的旧体诗词创作从“现代”向“當代”转型过程中的诗学流变问题。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战乱时期，田汉的旧体诗词创作直接承续了近现代南社的诗歌传统，且受到宋元和明清易代之际遗民诗的熏染，饱含了强烈的遗民意识，属于广义的“遗民之诗”，而有别于强调遗民的时间性和现实身份的狭义的“遗民之诗”。建国后的五六十年代，田汉的旧体诗词创作发生了新变，一方面他转向了當时流行的以“仕人之诗”为核心的“新台阁体”诗词的写作，另一方面他在晚年也写了不少保持中国传统士人气节的“士人之诗”。田汉旧体诗词创作中的诗学转型，在中国现當代旧体诗词流变史上具有高度的典型性。

　　在20世纪中国诗坛，田汉的旧体诗词一直享有盛誉。他的旧体诗词曾得到柳亚子、郭沫若、茅盾、老合、陈毅、邓拓等多位名家的赞赏和钦服。纵观田汉五十年的旧体诗词创作历程，大致可看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上世纪20年代，那是田汉旧体诗词创作的草创期，洋溢着浪漫情愫。及至三四十年代，随着中日民族矛盾激化，田汉的旧体诗词创作步入成熟期，忧国忧民的现实主义精神明显增强，诗思和诗艺臻达上乘。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即新中国成立至“文革”爆发不久诗人罹难，是田汉旧体诗词创作的后期或晚期，这个时期以新变或裂变为特征。田汉第一阶段的旧体诗词以“情诗”见长，如他哀挽亡妻易漱瑜的一组悼亡诗，颇能体现田汉早年过人的诗才。但田汉早期的旧体诗词数量并不多，文学史意义不显著。本文主要从文学史的视野来探讨田汉的旧体诗词创作，着重探究他在中晚期创作中的诗学流变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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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30年代初，随着“九?一八”、“一?二八”事变的接连发生，日寇侵华日益加剧，继东三省沦陷后，广袤的华北地区也逐渐沦落敌手，直至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现代中国伟大的卫国战争——抗日战争终于爆发了。挽救民族危亡，不當亡国奴，成了三四十年代最雄壮的民族主旋律。田汉1934年作的歌词《义勇军进行曲》和《毕业歌》成了那个时代最伟大的诗篇之一。他呼吁中国青年勇敢“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他呐喊“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他的剧本《械斗》(1935)虽然公演后卖座率欠佳，但老友徐悲鸿特地为田汉鼓与呼，他说：“垂死之病夫，偏有强烈之呼吸。消沉之民族里，乃有田汉之呼声，其音猛烈雄壮，闻其节调，當知此人之必不死，此民族之必不亡。”徐悲鸿确实是田汉的知己，他的评价不仅适用于田汉當时的话剧创作，而且更适合于田汉三四十年代的旧体诗词以及歌词的创作。

　　随着日寇的入侵和抗战烽火渐起，田汉的旧体诗词创作步入了艺术的成熟期。早期浪漫主义的“情诗”或“诗人之诗”不见了，而心忧天下的“士人之诗”在抗战救亡的时代大潮中得到了强化。这种“士人之诗”是一种“猛烈雄壮”的救亡之诗，是一个不愿接受异族奴役的民族的“最后的吼声”。其音悲中带怒，虽有黍离之悲，更有板荡之怒。这种救亡之诗其实是一种广义上的“遗民之诗”。狭义上的“遗民之诗”是指朝代更迭后不与新王朝合作的前朝遗民的诗作。虽然中国历史上早在商代就有“不食周粟”的遗民典范——伯夷和叔齐，但大规模地出现遗民群体并形成所谓“遗民之诗”还是在宋元和明清易代之际。狭义的遗民之诗的概念特别强调遗民的时间性，认为划定遗民“必须结合着时间界限来考虑”，即使是像文天祥这样伟大的“遗民诗人”，由于他在南宋灭亡后仅活了三年就遇害，因而不能當作遗民看待，其诗也不能视为遗民之诗。而广义的遗民之诗的概念在时间上并没有严格的限制，认为在历代面对异族入侵的战乱时期都有可能产生遗民之诗，遗民之诗不仅仅产生在朝代更迭之际。所以，遗民之诗的核心还在于诗作者或诗中是否含有遗民意识，包括遗民文化、遗民心理和遗民精神，等等。民族气节是遗民意识的核心，挽救民族危亡，反抗异族殖民，拒當亡国奴是遗民意识的外在表现。遗民意识不一定只在民族和国家沦亡之后才产生，毋宁说，遗民意识是一种忧虑或拒绝成为遗民的意识。一个没有遗民意识的诗人，即使生活在新王朝新政权的统治之下，他的诗也不能说是遗民之诗。相反，一个诗人，如果他所属的王朝或国家还没有崩溃，但却已经遭到异族侵略，时刻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而他对这种被异族奴役的民族危机又有着强烈的感受和认知，由此而写下的事关国家和民族命运的诗篇，就应该属于遗民之诗。这當然是广义的遗民之诗。以此观之，不仅文天祥是真正的遗民诗人，而且陆游和辛弃疾这样伟大的南宋爱国诗人词客都应该被视为遗民诗人，他们的诗词也就是广义的遗民之诗。通常我们把遗民之诗局限在遗老遗少的诗作范围内，其实削弱了遗民之诗的内涵和意义。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广义的遗民之诗是南宋诗的精魂，在中国诗史上具有典范意义。在北宋靖康之耻以后偏安江南的南宋小朝廷，无时无刻不笼罩在北方少数民族的侵袭和威胁之下，因此相对于北宋王朝而言，南宋其实就是一个“遗民王朝”。陆游和辛弃疾等南宋诗人，大都有着由北方中原南渡的经历，他们的人生始终在遗民意识的笼罩之下，陆游的绝唱《示儿》其实就是一首伟大的遗民诗。而北宋诗则是广义上的“学人之诗”，欧梅苏黄这些北宋大诗人都习惯于“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沧浪诗话》)，而有别于以李白和王孟高岑为代表的重兴象风神的盛唐诗，盛唐诗是中国诗史上“诗人之诗”的典范形态。

　　我们说田汉三四十年代的旧体诗词主要是一种广义上的“遗民之诗”，这不仅是因为田汉的抗战诗词中饱含了中国古典遗民诗人的遗民意识或遗民文化传统，而且还因为田汉的学诗经历从一开始就受到了中国近现代最优秀的遗民诗人团体——南社的影响。田汉的舅父兼岳丈易象，对田汉的一生有着重大影响。易象(1881－1920)，字梅园，中国同盟会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和反袁斗争，后被湖南军阀所害。易象同时也是南社成员，他的诗所存不多，但现代遗民色彩颇浓。如他的绝命诗云：“天外飞来事可惊，丹心一片付浮沉。爱国爱乡都成梦，留与来生一恨吟。”那种无法挽救国家和民族危亡的终生遗恨，读之令人泫然。1916年，易象带着田汉远赴东洋留学，途中曾做一首七律赠田汉，诗中就有“眼前人物皆如此，乱后江山忍细看”这样沉痛的诗句。易象之死对青年田汉震动很大，他相继写了《白梅之园的内外》、《春之悲哀——白梅之园随笔》等散文抒写自己内心的悲伤。田汉的旧体诗词创作不仅得益于易象的熏染，而且明显受到了南社这个近现代“遗民诗派”的影响。南社是一个复古和革命并举的文学社团，早期南社更是带有强烈的“反清复明”的政治色彩，南社的成立本身就带有模仿明末几社和复社等政治性文学社团的痕迹。柳亚子和陈去病这些南社巨子终其一生都对南明史和明清之际的遗民诗抱有极为浓郁的兴趣。以至于在當时就有人讥刺南社文人是“一班明末遗老”。诚然，南社的文人雅集中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就是凭吊宋明遗烈。南社文人大都致力于宋明遗民诗人的诗文集的搜集和刻印。《南社丛刻》第一集至第五集中反复咏叹了宋元和明清之际的遗民英烈，如谢翱、陆秀夫、张煌言、陈子龙、夏允彝、夏完淳、屈大均、史可法、郑成功、朱舜水，等等。此外，岳飞、韩世忠、陈亮等广义的南宋遗民也名列其中。南社诗人咏叹这些宋明遗烈的诗词作品不可胜数，充满了国破家亡的哀愁和誓死反清反帝的悲壮。正如南社著名湘籍诗人宁调元在《南社序》中所言：“于先王之书，《乐记》道之曰：‘治世之音安以乐，乱世之音怨以怒，亡国之音哀以思。’故哀乐感夫心，而咏叹发于声。斯编何音?斯世何世?海内士夫庶几晓然喻之，而同声一慨也夫!嗟嗟!《小雅》尽废，四夷交侵。君子生斯时也，于是夫有惧心。”正是这种忧惧沦为异族亡国奴的遗民意识和遗民精神，化作为“怨以怒”的“乱世之音”和“哀以思”的“亡国之音”，成就了南社诗人“遗民之诗”的政治取向、情感基调和艺术风貌。

　　继宋元和明清易代之际的两次遗民诗大潮之后，在清末民初的中国诗坛又出现了第三次的遗民诗浪潮，而南社诗人群正是这一次遗民诗浪潮的重镇。南社的遗民诗更多地承继了明末清初遗民诗“反清复明”的传统民族主义立场，同时其中也出现了反帝的现代民族主义倾向。与南社不同，进入上世纪30年代以后，由于南京国民政府“攘外必须安内”的反动政策，导致日寇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遭遇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民族危机。大片的国土沦丧，无数的民众流亡，孱弱的南京政府西迁至陪都重庆偏安一隅，中国诗人一时之间为亡国奴的阴影所笼罩，他们在民族逆境中慷慨悲歌，写就了大量的救亡之诗，从而引发了20世纪新的遗民诗浪潮。包括以前的部分南社成员，如柳亚子、林庚白、马君武、马叙伦、沈钧儒等人也都卷入了这一场新的遗民诗潮。作为前南社成员易象的精神后裔，田汉成了抗战期间中国遗民诗潮的中坚人物。在他交往的贤达名流中许多都是前南社成员，连他的姻亲和老友欧阳予倩早年也是南社社员。田汉的旧体诗词创作与南社之间确实有着很深的精神渊源。我们甚至很难否认田汉青年时期创办的“南国社”在命名方面也存在着对于“南社”这一驰誉近现代中国诗坛的文学团体的某种借鉴在里面。田汉的“南国”向来被认为是“艺术和爱情之国”，他的早期文学创作“多南国哀思”，但这种“南国哀思”里面除了所谓爱情和艺术的哀思之外，其实也隐含了家国的哀思。如1925年五卅运动后，田汉曾计划写“三黄史剧”，包括《黄花岗》、《黄鹤楼》和《黄浦滩》三部话剧，分别写广州黄花岗起义、武昌辛亥首义和上海五卅运动，其推翻清王朝和反抗帝国主义的政治主题，饱含了青年田汉对民族和国家命运的忧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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