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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汉旧体诗词创作流变论(4)

人气指数: 发布时间:2013-09-22 14:21  来源:http://www.zgqkk.com  作者: 李遇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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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50年代中前期,田汉的旧体诗词创作数量不多,其中“士人之诗”更少,他的传统士人精神基本上被新的政治话语所遮蔽。直至那个短暂的“百花时代”里,田汉敢于直言的传统士人精神才开始苏醒。趁着“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田汉写过一些“出格”的文字,如《必须切实关心并改善艺人的生活》(1956)和《为演员的青春请命》(1957)这样的杂论,为此他险些被打成“右派”。1957年田汉还写过一首七律《赠陈素真同志》,他为河南豫剧演员陈素真在建国后的遭遇鸣不平,希望政府和社会能够关心有艺术才能的民间戏曲艺人。他还专门在《人民日报》上撰文《人民需要这样的演员》为陈素真辩护和辟谣。据说《戏剧报》1955年曾刊过一篇来稿《人民不要这样的名演员》,对陈素真有不实的责难,给了她很大的打击。听了陈素真的申诉后,田汉建国前那种长期关心民间戏曲艺人的民间野性精神终于苏醒,他觉得自己有道义为遭到不公正待遇的艺人鸣不平。他在七律《赠陈素真同志》中对陈素真的德艺不吝赞美之词,夸她是“中州云起几歌仙,苦练勤修数汝先”,尤其是颔联“几度弓腰明月下,何妨碎步铁窗前”,赞美了陈素真被关押在监狱里不肯进牢房睡觉,宁愿在铁栏外院子里跑圆场,练碎步,旁若无人的高贵气节。陈素真在北京治嗓子,得到了田汉的倾力相助,临别时又赋诗以赠,可以想见,當年的中国剧协主席身上“田老大”的江湖遗风犹存。进入60年代后,田汉身上的传统士人精神比“百花时代”表现得更为突出了。这与當时的时代背景有关。1961和1962年之交,田汉相继参加了著名的“新侨会议”和“广州会议”并做发言,这两次会议给當时中国文坛带来了新鲜自由的空气,田汉心中的民间野性精神和传统士人气质也逐步增长和复活。他在“广州会议”期间曾作七律一首,题名《话剧歌剧创作会议在广州召开》(1962),此诗颇能反映田汉那时的狂放心迹。诗云:“一时春满越王台,水暖山温聚俊才。书记翩翩攻药石,将军侃侃发惊雷。马多喑哑缘风厉,花不齐开待鼓催。指日乾坤红紫遍,情深莫忘岭头梅。”如此洒脱奔放的诗行,我们看到那个解放前自由不羁的“田老大”似乎真的又回来了。田汉當时感受到的是春满广州,水暖山温,俊彦云集的文坛胜景。颔联写时为中南局第一书记的陶铸和陈毅元帅在会上针砭时弊,对文坛现状和知识分子政策提出改进意见。陶铸在讲话中甚至直接引用了龚自珍《杂诗》中的名句“万马齐喑究可哀”,这引来了田汉诗中颈联的直陈文坛要害,之所以“马多喑哑”、“花不齐开”,主要归咎于不良的政治环境和极左的文艺批评。末句“情深莫忘岭头梅”以景语作结,余味绕梁。事实上,对梅花的钟爱,成了田汉晚年诗词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精神象征。

  可惜好景不长,政治形势急转直下,田汉陷入了他一生中最为艰难的政治困境。1963年12月和1964年6月,毛泽东先后对中国文艺现状作了两个极为著名的“批示”,他在批示中重点提到了“戏剧”部门,认为“问题就更大了”。而身为中国剧协主席的田汉,此时已被抛掷于政治运动的风口浪尖上,他一直致力于改进传统戏曲的种种努力也被定性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真是罪莫大焉。从此,在當代中国急剧向“文革”极左深渊滑落的政治轨道中,晚年的田汉一直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和无情的政治打击,他在那个历史的暗夜里有过彷徨和困惑,有过妥协和忍让,但也有过坚守和反抗。在晚年田汉的身上,中国传统士人那种“不平则鸣”的文化意志表现得十分突出。从“大跃进”的迷梦中惊醒后的田汉,在遭遇到现实和政治的双重挤压下,胸中郁积的不平之气必然要不同程度上发之为声,或怀古咏史,或赠答悼挽,悲喜歌哭,无不散发出传统士人日暮途穷的人格气节和襟抱。田汉身上有那种“憨直而爱蛮干”的“湖南牛”精神,早年其舅父易梅园即以此自期并期许这位外甥和未来的女婿,从50年代末期开始直到在浩劫来临后瘐毙狱中,我们在晚年田汉的身上和诗中依稀又看见了建国后一度久违了的“湖南牛”精神。这种不服输、不服气的湖湘文化心理正是韩愈所揭橥的“不平则鸣”的精神动力。

  田汉晚年“不平则鸣”的旧体诗主要有两类:赠答挽悼诗和怀古咏史诗。比较而言,赠答挽悼诗中的不平之气抒发得比较沉缓抑郁,甚至带有难以掩饰的忧伤;而怀古咏史诗中的不平之气抒发得更为坦荡激烈,明显带有传统士人的名士风度。赠答挽悼诗主要是写给故旧友人的,其中的士人情怀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着力于表现故人的传统人格节操,一方面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对往昔的怀旧情绪,这两方面实际上常常融合纠结在一起。如《悼音乐家盛家伦同志》、《悼党的戏曲战士程砚秋同志》、《梅兰芳纪事诗》、《贺周信芳同志演剧生活六十年》、《挂剑吟——献给欧阳予倩同志》、《悼瞿秋白》、《复张慧灵》、《六榕寺忆杜国庠同志》等诗都是如此。在《序周瘦鹃(拈花集)》(1962)四首绝句中,田汉对周瘦鹃这位當代“高士”充满了敬意和羡慕。“鸳蝴派”小说家周瘦鹃是南社中人,抗战中避祸江南,时刻牵挂家国安危,曾作诗词二百余首,感时伤怀,排遣愁苦。战后举家返苏州,在周家花园(亦称“紫兰小筑”)过着陶渊明、林和靖式的隐居生活。建国后周瘦鹃仍深居简出,自我陶醉于花木盆景艺术,但陈毅、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国家领导人的慕名造访,还是打破了他的隐居梦。他开始重新拿笔,写散文、小品、游记文字,先后结集《花花草草》、《行云集》等。1962年,周瘦鹃的《拈花集》即将付梓,请田汉作序,田汉适在病中,枕上得四绝以代序。其二云:“盆有乾坤石有魂,花时常是不关门。七分劳动三分酒,借得苏州半亩园。”周瘦鹃过的这种當代隐居生活十足以让田汉垂青,颇有陶渊明自耕自饮的作派。其三云:“曾对诗人几度开,暗香疏影历风雷。杭州曾有精忠柏,吴市能无义士梅!”周家花园蓄有五人墓畔移来的“义士梅”。五人墓乃明代苏州市民反抗魏忠贤阉党而殉难的五义士之墓,明末复社领袖张溥曾为之作《五人墓碑记》。田汉诗中对周瘦鹃及其周家花园作了新的理解。在田汉看来,周瘦鹃不仅仅是一个當代隐士,他和林和靖爱梅的动机并不相同,他爱慕的不是“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超凡境界,而是苏州“义士梅”的忠贞与高洁。在这一点上,“义士梅”和“精忠柏”是殊姿同质的,抗战以来的周瘦鹃其实传承了南宋岳飞以降中国士人的民族精神和气节。而这正是田汉所钦敬周瘦鹃的地方。田汉一直心仪南宋晚明遗民文人群体。他和周瘦鹃都爱梅,田汉晚年诗词中尤喜咏梅,他在梅花意象中寄托了自己忠贞和高洁的传统士人情怀。令人痛心的是,这两位爱梅的當代文士后来都被“文革”浩劫所吞没,田汉瘐毙狱中,而周瘦鹃在自己的花园中投了井。

  至于田汉晚年的怀古咏史诗,基本没有“新台阁体”诗词中常见的显露荣华富贵的士大夫气息,而是流露出强烈的高洁孤傲的大丈夫情怀。许多历史名人在晚年田汉的心中时常激起心理波澜,让他顿生思古之幽情。以古鉴今,田汉目睹现实中充斥着过江之鲫般的奸佞小人,不禁壮怀激烈,义愤填膺,故感而赋诗,诗中时有惊人之句。像这样的诗有不少,如《看<关汉卿>彩排后》、《看<谢瑶环>赠东风汉剧团》、《草堂诗》、《访儋州东坡书院》、《江门访陈白沙故里》、《谒刘永福故居》、《谒冯子材墓》、《谒汤显祖墓》、《司徒庙古柏》、《题蒲松龄故居》等等。在七律《海南琼山访海瑞墓》(1962)中,田汉对“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在中国文坛广受关注的明代清官海瑞做出了自己的回应。诗云:“难得琼州吊海公,虬松清绝凤花红。丰碑难尽直臣传,乐府争传国士风。背纤江干歌智勇,抬棺殿角写精忠;人间胡赵有时有,硬骨嶙峋倘再逢?”當时的中国剧坛正流行“海瑞戏”,最著名者莫过于吴晗的《海瑞罢官》,此外还有周信芳主演的京剧《海瑞上疏》,以及《海瑞背纤》之类。田汉诗中颈联“背纤江干歌智勇,抬棺殿角写精忠”正是说的这两曲戏。海瑞敢于与朝廷权贵对抗,甚至于抬棺谏皇帝,这确实需要莫大的勇气,归根结底还是他内心为民请命的士人正气使然。像海瑞这样的直臣国士,正是當年的中国所亟需和匮乏的,这也是當时中国剧坛流行“海瑞戏”的原因。无独有偶,1962年田汉还写了一首歌颂包拯的诗。一个海青天,一个包青天,田汉在60年代初中国经济凋敝和国运艰难的时刻歌颂这两位历史上的著名直臣,这显然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當时社会现实心理的必然反映。田汉在《访高要包孝肃祠》中写道:“孝肃精神斗逆流,不复一砚出端州。至今父老多情甚,留得鸡豚祀故侯。”包拯當年知端州,体恤民生,不谀权贵,任满离职,不带走一砚。对于这样深知民间疾苦、处处为百姓着想的清官廉吏,人民永远纪念并祭祀他。田汉对包拯勇斗逆流的不妥协精神充满了敬意。而在《过阳江观<十五贯>演出》(1962)一诗中,田汉又通过讽刺过于执而肯定了明代另一位清官——苏州知府况钟,人称况青天。诗云:“只为主观坏作风,青年血泪可怜红。人间多少过于执,反向遗钱笑况钟。”昆曲《十五贯》在五六十年代之交的中国十分受欢迎,这出戏甚至被诸多剧种所移植,田测1962年看的是粤剧《十五贯》。《十五贯》的流行正如“海瑞戏”的流行一样,反映了當时中国民众反官僚主义和呼唤正义的群体社会心理。像过于执那样的官僚主义者和主观主义者,不顾草民百姓的死活,势必遭到民众唾弃,而像况钟这样“实事求是”、为民做主的清官才能享受民众的爱戴。一句“人间多少过于执”,强烈地流露了田汉當年忧国忧民的传统士人心态。海瑞和况钟虽然也是“学而优则仕”的“仕人”,但他们依旧保留了“士人”本色,而像过于执那样的官僚主义者则是典型的褪尽了“士人”本色的“仕人”,正是田汉内心所鄙弃的传统政治人格。田汉崇仰的是在官场的污泥浊水中依然能保持士人节义的古典文人,以及与官场保持距离的高洁孤傲的风流名士。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晚年的田汉在思想和精神上处于矛盾冲突的状态,因此他晚年的旧体诗词创作也处于某种“分裂”的状态,既有充满反抗意志的“士人之诗”,也有表示认同和皈依的“仕人之诗”。这两种类型的诗作有一个共同的精神纽带,那就是田汉的“忠臣情结”,这是田汉自小所受的中国传统儒家政治文化熏陶所形成的一种文化心理。“司徒庙里精忠柏”,田汉晚年的这句诗正是他一生中“忠国情结”的艺术外化。毋庸讳言,田汉晚年诗词中的忠臣情结也有几分“愚忠”的苦涩意味。不知田汉在生命最后的时刻是否会想起《关汉卿》中他代主人公所拟的那首《蝶双飞》:“将碧血,写忠烈,作厉鬼,除逆贼,这血儿啊,化作黄河扬子浪千叠,长与英雄共魂魄!”1968年12月10日,田汉含冤死去,这位20世纪中国杰出的爱国诗人走完了他悲剧的一生。他在临死前对看守说希望能见母亲一面,田汉是有名的孝子,那年他的老母96岁,但他终究没能见上老人最后一面。他也没能见上妻子安娥最后一面,这位30年代以《渔光曲》闻名的女诗人此时也在接受批判和审查。田汉晚年作有一首五古《鲛女泪》,大约可以传递他们最后的心曲:“珊瑚出南海,皎洁如白罗。鲛人逆君命,远谪北海波。鲛女抚珊瑚,日夜泪滂沱。泪尽继以血,点点洒枝柯。枝柯成红玉,价比连城多。鲛人不可见,鲛女将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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