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乡村意象和城市意象是古代诗歌中常见的一对意象。乡村意象中的怨刺型意象源起于《诗经》，理想型意象源起于陶渊明的田园诗。相对于乡村意象，城市意象迟至唐代才基本定型。总体而言，乡村意象表现出对乡村价值的肯定，而城市意象则带有明显的反城市倾向。乡村意象和城市意象中所包含的价值倾向，不应该简单地从诗歌是否反映了现实的角度去认识，而应该视作传统士人以求"道"为中心的核心价值观借助于诗歌这一具有特殊地位的文学体裁而进行的面向公众的"话语展出"。

　　〔关键词〕乡村意象；城市意象；士人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3）05-0172-08

　　意象是诗人们在诗歌中所建构起来的那些具有审美效果的感性形象。早在《诗经》中，就已经出现了许多以表现乡村景观和乡民生活为中心的乡村意象。但是直到唐代，以表现城市景观和城市生活为中心的城市意象才大量出现。无论是表现乡村的苦难还是视乡村为"桃花源"，传统的乡村意象都流露出对乡村的热情与关爱。而"新"出现的城市意象却常常表现出对城市生活的批判，具有明显的反城市倾向。从这两类意象的建构中，我们可以发现士人公开的价值倾向是如何与他们的实际生活分裂，并如何影响到他们的文学表达活动。

　　一、古代诗歌中的乡村意象

　　中国古代诗歌中的乡村意象，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以表现民间疾苦、劝谕执政者爱惜民力为目的之乡村意象，可以简称为怨刺型乡村意象；一是具有浪漫情调、作为士人精神归宿之乡村意象，可以简称为理想型乡村意象。

　　1.怨刺型乡村意象

　　《诗经》是怨刺型乡村意象的开创者。《诗经》中绝大多数篇章的作者，无论他们是社会地位低微的普通劳动者，还是不事生产的各级贵族，都对乡村生活和乡村景色极其熟悉。由于他们在取譬起兴时，总是从自己最习见的事物着手，亦即"近取诸身，远取诸物"〔1〕，所以《诗经》中虽然没有专门描写乡村生活和乡村景色的诗篇，但是却常常能见到各种鲜明生动的乡村意象。这些意象，有的仿佛只是单纯的乡野景色，比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参差荇菜，左右流之"（《周南·关雎》），或"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萋萋。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其鸣喈喈"（《周南·葛覃》）等等。有的则明显是关于劳动生活的动态场景：其中有集体劳动的壮观景象，如"率时农夫，播厥百谷。……亦服尔耕，十千维耦"（《臣工之什·噫嘻》）、"载芟载柞，其耕泽泽。千耦其耘，徂隰徂畛"（《闵予小子之什·载芟》）；也有优美动人的个体劳动剪影，如"于以采，南涧之滨。于以采藻，于彼行潦"（《召南·采》）、"砍砍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魏风·伐檀》）、"思乐泮水，薄采其芹"（《鲁颂·泮水》）等。在《诗经》305篇中，与乡村意象有关的诗可以说占了总数的十之八九。

　　《诗经》中这些频频出现的与乡村生活、乡村景观有关的意象，有些明显具有怨刺色彩，如上举的《伐檀》。还有一些诗，如果单纯从其原初意义考虑，也许并不属于怨诗，但是如果联系到《诗经》的形成史和阐释史，从其被使用和发挥影响的角度考虑，则其在相当长久的时期内，都可归入怨诗行列。

　　众所周知，推动《诗经》形成的动力，是建构和周代封建制相适应的文化秩序--亦即所谓"制礼作乐"--的需要，而这一点决定了《诗经》在形成时已经具有了强烈的泛政治色彩。《诗经》形成以后，成为"君子"修习的主要科目之一，即所谓"六艺"之一，而"君子"们修习《诗经》的目的也是政治性的，是为了"献诗陈志"和"赋诗言志"的需要。所以，在周人眼里，《诗经》完全不是审美的文学作品集，而是可以"事父事君"（《论语·阳货》）的政治资料。"诗言志"的"志"，指的就是《诗经》的政治性质。钱穆先生在《释诗言志》中有一段话说得好。他说：

　　所谓志，乃专指政治方面言，也不似后代诗人之就于日常个人情感言。《诗经》三百首中，如雅颂，显然关涉政治者可不论。即如十五国风，近人都说是民间文学。夷考其实，颇不然。即有些原是民间的，但已经诗人一番整理，文字雅化了，音节配上固定的曲谱了，其使用意义，也可能与原先意义不同了。即如《关雎》那一首诗，……既用之邦国，我们不能定说它只是一首民间的自由恋爱诗。〔2〕

　　《诗经》在先秦所具有的这种广义的政治性，经汉儒的拓展，最终确立了所谓的风教说。汉儒拓展的方向，是将诗原有的政治性进一步向更为广泛的社会性的方向引申，赋予其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3〕的重大责任。对汉儒而言，诗能承担如此重任的关键在于它可以"风"。所谓"风"，按《毛诗序》的定义，就是"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4〕很显然，以"主文而谲谏"为基本规定的"风"，其实就是孔子所说的"《诗》……可以怨。"（《论语·阳货》）也就是可以通过描写下层阶级--在古代中国，主要是指农民阶层--的苦难而委婉地促使执政者反省政策。钱钟书先生著《诗可以怨》，详尽阐发了"怨"在古代诗歌理论中的重要性。他甚至引用陈子龙论《诗经》的例子，将"颂"也算进"怨"之中："颂扬过去正表示对现在不满，因此，《三百篇》里有些表面上的赞歌只是骨子里的怨诗了。"〔5〕

　　如果说《诗经》中的那些怨刺诗在实际上开创了怨刺型乡村诗歌的源头，那么汉儒的风教说则奠定了此类诗歌价值的理论基础。正是因为有了汉儒所奠定的这个理论基础，所以从汉末个人创作兴起直到明清，以表现乡村苦难为题材的怨刺型诗歌才受到历代诗人的重视，由此形成了层出不穷的怨刺型乡村意象。举其著者，如汉末有曹操的《蒿里行》，唐有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羌村三首》、"三吏"、"三别"。宋诗中以乡村生活为主题的怨刺诗较之唐诗更为普及，仅钱钟书《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所辑，就有梅尧臣的《田家》、《田家语》、《汝坟贫女》，苏舜钦的《城南感怀呈永叔》，王安石的《河北民》，李觏的《获稻》，苏轼的《吴中田妇叹》等三十余首。在诗歌史上，白居易是中唐以后此类诗歌在理论和创作上的代表。他不仅写下了《秦中吟》、《新乐府》等大量以怨刺为主的乡村组诗，而且承继汉儒思想，在《策林》中明确提出可以"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6〕，认为"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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