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理想型乡村意象

　　和怨刺型的乡村意象不同，中国诗歌中还存在着另一种乡村意象，即浪漫的、带有理想色彩的所谓田园意象。开创此类乡村意象之传统的，是陶渊明。

　　从先秦开始，出仕还是归隐就成为横亘在士人面前的一项二难抉择。魏晋以后，名教与自然、礼与情的冲突成为思想界的主要矛盾。永嘉之乱后，许多人将国家颓败归于名教被破坏，"东晋以后礼玄双修的学风便是在这种情势下发展起来的。从此以后，玄学世家多有兼治三礼之人，儒林传中也不乏善谈三玄之士了"〔8〕，儒道合流成为思想界的潮流。陶渊明便是在这一思想发展的大背景下出现的伟大诗人。在他身上，既有"猛志逸四海，蹇羽思远翥"（《杂诗》其五）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又有"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的退隐思想和自保倾向。他在选择的痛苦中逐渐放弃了出仕，而把在简朴、自然的乡村生活中求"道"作为精神支柱。这个"道"，虽然包含了老庄所谓的"自然而然"的生命态度，但更主要的则是"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的不合作式抗争精神。陶渊明的乡居生活无疑是贫苦的，但是因为对"道"的感悟和坚守压倒了对"贫"的恐惧和焦虑，所以他不会像《诗经》里"逝将去女，适彼乐土"（《魏风·硕鼠》）的民夫那样选择逃离，而是坚守着贫苦，并努力从中寻找心灵的快乐。

　　这些快乐来源于乡村生活的简朴自然：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归园田居》其一）

　　以及乡野景色的清新恬美和劳作所带来的心灵宁静：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归园田居》其三）

　　即使是写农村的凋敝和个人生活的贫困无依，也很难见到像《诗经·七月》那样的愤懑怨艾，而只是一声委诸运命的轻轻长叹：

　　……徘徊丘垅间，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借问采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没无复余。一世异朝市，此语真不虚。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归园田居》其四）

　　……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归园田居》其五）

　　在这些朴素无华的诗句里，我们能看到乡村生活的简陋和劳作生涯的辛苦，但却感觉不到简陋、辛苦所带来的不平与苦痛。与其说这些散发着淳朴色彩的乡村意象是现实生活的写照，倒不如说它们是一种与污浊的政治生态相对立，代表着诗人理想的象征性文学符号--陶诗里的乡村不仅仅是生活的场所，更是心灵的家园，是乌托邦化了的生命意义的栖居地。

　　陶渊明在田园诗中所开创的乡村/官场之对立，以及这种对立所包含的自由/束缚、纯洁/肮脏、高尚/卑劣等二元对立的人生价值判断，为以后的诗人树立了一个新的样板，形成了唐以后中国诗歌史中绵延不绝的所谓田园诗派。那些对仕途和政治感到失意的诗人，无论他们高居庙堂或者退隐山林，当他们想要为自己无法在现实中安放的心灵寻找一个支点时，总是会回到陶渊明这里。只不过，由于时代环境的差异，以及个人身份、地位、境况、遭遇等的不同，在继承了陶诗将乡村生活理想化、诗意化这一总的特征的同时，也自然发展出了每个诗人自己的个性风格，从而形成了姹紫嫣红、摇曳多姿的局面。举其著者，如王维常以禅者的眼光看待生活、生命，故其建构之乡村意象不但"过滤了"乡村生活本有的艰辛，而且基本上没有了陶诗里无处不在的因为"尘网"与"园田"的强烈对比而形成的情感张力，从而显得更为宁静悠远；而同为盛唐田园诗之代表的孟浩然，由于个性孤介且终生未仕，其所创造的田园意象往往"更贴近自己的生活"〔9〕，因而带有更多的烟火味、人情味。宋代被一些学者称为继晋唐之后"田园诗发展的第三个高峰期"。〔10〕除了怨刺型的乡村意象之外，宋代诗人在他们的田园诗里也塑造了大量理想型的乡村意象。概而言之，和唐人着重于借助理想的乡村意象展示自己微妙的内在体验不同，宋人所创造的这些理想型的乡村意象重在展示乡村生活的朴质和乡野风物的淳美，而"较少表现隐士们微妙的心灵活动和复杂的情感情趣"。〔11〕如范成大那组被钱钟书誉为"中国古代田园诗的集大成"之作的《四时田园杂兴》，60首诗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对乡村生活和生产的简笔白描，"把一年四季的农村劳动和生活鲜明地刻画出一个比较完全的面貌"，质朴自然而富有生活情趣，"使（唐以后）脱离现实的田园诗有了泥土和血汗的气息"，成为可以和田园诗的开山鼻祖陶潜"相提并称，甚至比他后来居上"的人。〔12〕

　　诗歌史上的普遍情况，是同一位作者往往既建构怨刺型的乡村意象又同时建构理想型的乡村意象。这种情况在盛唐以后非常普遍，如号为"诗史"的杜甫，就既写有《石壕吏》、《北征》、《羌村三首》等等大量表现民生苦难的"忧愤"之作，又写有《春夜喜雨》、《江村》、《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等许多表现农村风物之美的"遣兴"之作。这两类感情色彩和价值取向完全不同的乡村意象，为什么会统一在一个诗人的身上？对于这个问题，不能仅仅从诗歌反映现实，亦即从作家真实的个人际遇的角度来给予说明，而应该在充分注意到文学表达之意识形态性的基础上，将其与城市意象之创造结合起来，才能得到深入的说明。

　　二、古代诗歌中的城市意象

　　虽然中国城市的起源至迟可以上溯到殷商时代，而且中国古代城市的繁荣程度无论就哪个方面而言都位居世界前列，但是粗略了解中国诗歌史的人都会有这样一个印象，即文人们描写和表现城市的作品要远远少于描写和表现乡村的作品。不仅数量上要少很多，在时间方面，城市诗歌也要迟至西汉中期以后才陆续浮现。如果不计枚乘的《七发》、司马相如的《长门赋》、扬雄的《甘泉赋》、《羽猎赋》等辞赋作品，现今能见到的最早与城市相关的诗歌出现在两汉乐府诗中。之所以说"相关"而非"描写"，是因为这些诗并不以塑造、表现城市景观或者城市生活为中心，而只是在感叹人生不同际遇之时让我们可以从侧面略微感受到城市的影子。比如《鸡鸣》、《相逢行》、《长安有狭斜行》三首诗均以描写富贵之家的豪奢生活为主，使人隐约看见城市景观中"骄奢"的一面；而《东门行》、《战城南》等则展示了城市景观中"苦难"的一面。此外，如北朝民歌《木兰诗》中的"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则隐约可见当时城市贸易的景象。

　　城市诗歌的大量出现以及随之而来的城市意象的定型化出现在唐代。对城市的"发现"首先集中在皇宫、道路、府邸等建筑上：长安是唐帝国的心脏，也是全世界最庞大、最繁荣的城市。在长安城内，整齐宽阔的大道将城市分割为不同的功能区，而宫殿和官署这些最重要的建筑则位于城市的中央，它们是帝国威严和兴盛的象征，对这些堂皇宏伟的象征性建筑的表现形成了唐诗中的第一类城市意象。除了初唐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和骆宾王的《帝京篇》两首专以描写帝京景观为主题的长篇歌行外，新兴的律诗、绝句中也多有这一类城市意象，如：

　　帝畿平若水，官路直如弦。（杨炯《骢马》）

　　云标金阙迥，树杪玉堂悬。（杜审言《蓬莱三殿侍宴奉敕咏终南山应制》）

　　长安甲第高入云，谁家居住霍将军？（崔颢《长安道》）

　　大道直如发，春日佳气多。（储光羲《洛阳道五首献吕四郎中》之三）

　　除了建筑，长安城里最引人瞩目的景象还有贵族和大官僚们带有炫耀性质的奢侈性消费。和那些巍峨的宫殿和宽阔笔直的大道相似，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看，这些远超过实际生活需求的奢侈型消费都只不过是各级贵族和官僚用于展示、表现他们的政治和社会特权的符号而已。对特权阶层这种骄奢生活方式的表现形成了唐诗中第二类常见的城市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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