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日治时期由本土民间美术家自发组织的画会，主要集中在中华传统书画艺术影响较为广泛的台南地区，画会的产生与日本殖民统治当局所推行的一系列殖民文化政策有着直接的密切的关系。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研究所美术史学者、博士生导师王秀雄教授认为以第一届“台展”作为分界，可以将日治时期的台湾美术发展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即前期1895—1926和后期1927—1945，在早期中日书画艺术各展千秋、各擅其长，而到了后期中日在文化上因政治因素的介入形成相互对立。现有资料表明从1927年起至1943年，日本殖民统治当局官方共开办了10回的“台展”和6回的“府展”。为了限制中国传统绘画在画展中展出，顺应所谓“皇民化”文化的推行，由日本官展人组成的主办方审查员，选拔大量的所谓“东洋画”参展，因此人为地造成了台湾本土大部分画家无缘画展。为了打破这种文化的歧视政策，他们通过自发成立的民间画会，一方面与主办方据理抗争，另一方面自发组织民间画展进行艺术交流。仅台南、嘉义一带活动较为活跃的就有善化书画会、春萌画会、长流画会、鸦社书画会、墨洋会、书画自助会、嘉义书画艺术会、青辰画会等；以个人名义开办的研习画室，招收学徒传习传统书画艺术的，有黄静山的“静山画室”和潘春源的“春源画室”等；台北地区有赤岛社、栴檀社、台阳美术协会、六砚会、行动美术协会；基隆有白洋会、新竹的南州画会等。其中，台阳美术协会因举办了与官方的“台展”并行的“台阳美展”而出名。上述美术团体，倡导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艺术，抵制日本殖民统治者所施行的文化“霸权”政策，表现出强烈的自觉民族意识和鲜明的中国艺术精神，为拓展美术的表现范围及促进台湾美术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其中书画家的主要代表有：林玉山、黄静山、潘春源、王亚南、朱芾亭、徐清莲、杨三清、李腾芳、陈登元、余绍赓等。而这些杰出的书画家既是画会的组织者，也是中国传统书画艺术精神的倡导者和继承者。“春萌画会”，1928年由林玉山、潘春源等以“台展”东洋画入选者为主要成员，成立画会，同时邀请嘉义、台南地区的书画家参与加入。在“台展”参展的传统水墨画家大多数落选后，因潮流影响所趋，在日本统治的后半期台湾南部地区水墨画家渐趋向取法日本南画或西洋画风写生意趣。事先水墨画创作族群有三种倾向：其一是融入西洋画写生与南画作风者，如蔡草如、蔡九五等及蔡雪溪、潘春源、吕璧松走南画融合的途径，但由于文明背景相异出现的画风毕竟还是与西洋画风不同；有些胶彩画晚辈画家学习西洋画之前，也都早已具有传统水墨画的阅历，如郭雪湖、林玉山、吕铁州等人则结合二者之长开创新的画风。其二是坚持传统文人水墨画者，代表画家有洪雍平、王兰生等。其三是大陆来台的客寓画家，如李霞、王亚南等，他们继承传统的扬州八怪、海派、金石派等画风，致力于在创作上坚持文人水墨画特点。“春萌画会”，自1928年成立到台湾光复，分别在台南和嘉义等地公会堂共举办了5回画展[3]75，在日治时期的台湾美术运动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四、光复至国民政府迁台后的民间画会

　　1945年光复后的台湾民间画会发展随着国民政府政治和文化政策的变化，呈现出多元化的三个发展时期，即光复后至60年代初期的“中华文化复兴”时期、60年代的“现代艺术”时期以及70年代至80年代的“乡土艺术”回归时期。特别是开放大陆探亲后，两岸的中国书画家通过民间画会组织促进了两岸艺术文化交流。在中西文化交融中，中华传统艺术必然要适应台湾多元化社会变革的需要，“乡土意识”的回归，只是移民社会中华大民族主义“恋祖”意识的具体化心理指向。而代表这一时期的艺术文化自觉民族意识，主要反映在台湾艺术家在意识形态多元化发展的局面下，以现代文明的思维方式自觉担负起对本民族悠久传统艺术文化的复兴与发展的责任。

　　台湾光复初期，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颁布《台湾行政长官公署组织条例》[6]27，规定光复初期台湾实行行政长官公署制度，采取了一系列的特殊政策，确保光复初期台湾顺利接收。饱受异族殖民统治的台湾人民对代表祖国的国民政府寄予很高的期望。但是，由于吏治腐败、物价飞涨、失业严重和捐税重负，不久便引发了一场波及全岛大规模的政治风暴，台湾近代著名画家陈登波在此事件中遇害，给刚刚回到祖国的台湾人民蒙上了一层阴影。即使在这种情形下，代表着本民族文化事业的艺术家们，在动荡的年代始终没有停下他们弘扬民族艺术精神的探索步伐，曾任长官公署谘议的画家杨三郎和郭雪湖，就向有关当局建议筹办“台湾省全省美术展览会”（简称“省展”），并获得批准。第一届展览于1946年10月22日在台北市中山堂举行，这次画展分三个部门——即国画部、西画部和雕塑部。征集美术作品300多件，后经评审员精心遴选100件参展。此后台湾“省展”成为代表台湾地区最高等级的官方美术展事。各民间美术团体、个人都以自己创作的美术作品入选感到莫大的荣誉和欣慰。这大大激发了在台画家的创作热情，新的民间美术团也体纷纷产生。当时在台湾地区影响较大的“青云画会”[7]，于1948年11月成立，由当时的台湾美术界中坚画家吕基正、黄鸥波、许深洲、金润作（四人都是第一届“省展”荣获特选的画家）等发起创办，同时还邀请前辈画家王逸云（前厦门美专教务长）及卢云生、徐蓝松三人，于1949年9月在台北市“中山堂”举办首届“青云”美展，简称“青云展”。“青云画会”成为台湾光复后最早设立的民间美术团体，其办会宗旨：研究艺术、发掘自己、开创未来、以保持艺术水准而发挥国粹光辉。表达了光复后台湾艺术界对祖国悠久文化的自觉、自尊、自信和自豪。1949年国民政府从大陆迁台后，一批艺术家随之来到台湾，其中从事中国画艺术的名家占据了台湾画坛的领衔地位（黄君璧、傅心畲、江兆申等），开办高等美术教育系统地传播传统绘画艺术，视中国画为正统，并通过画展弘扬中华艺术文化精神，组建画会探索中华传统绘画艺术真谛，成为迁台艺术家思乡的精神寄托。50年代后，台湾统治者在美国的政治干预下，社会文化受到西方现代思潮的影响，西方现代美术大量涌入，现代主义美术运动也随之兴起，台湾美术又呈现出多元化的局面。到1956年以后，美术院校的学生不满官办的美术展览（省展、台阳展等）的门阀、进阶式的评审制度和美术界的沉滞、僵固、保守、单调的空气，他们主张突破传统，跟上世界美术的潮流，探索现代中国绘画的道路，要求自由举办展览，这对台湾美术界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促进了台湾现代主义美术运动的发展。具有现代意识的画家们，他们的绘画创作大量吸取当时外国流行的抽象表现主义绘画的表现手法，产生了一批现代主义绘画作品，其代表人物有刘国松、庄喆、冯钟睿、黄朝湖、秦松、吴昊、夏阳、李锡奇等知名画家。“五月画会”，是台湾画家刘国松在1957年与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校友郭豫伦、郭东荣、李芳枝等人一同创办的画家协会，也是台湾艺术史上重要的画会之一。1957年5月之后加入黄显辉、庄喆、胡奇中、鸿钟睿、廖继香等画家，并开始固定在每年五月举办画展（第一次展出是在台北的中山堂）。在1960年代，“五月画会”以大胆的画风、主张自由的绘画题材和独创的绘画表现形式等成为台湾现代绘画的前卫美术团体，它与当时另一现代西画艺术团体“东方画会”，共同引领着台湾现代绘画艺术向前探索。“五月画会”的主要成员刘国松和庄喆在台湾现代水墨画的发展更是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传统水墨的捍卫者，刘国松曾在50年代“正统国画”之争论中，激烈反对在日据时代盛极一时的胶彩“日本画”，认为必须把日本画从正宗的中国画中踢出去，以保持国画的纯粹性。但是，他在60年代“现代绘画”的学术争中又提出了“抽象为创新，具象为保守”的中国现代水墨画的新观念。刘国松对于传统水墨画的理性态度，显示出“五月画会”的艺术宗旨的改变，同时也标志着现代艺术思潮必将成为台湾现实期绘画的意识流。

　　特别是60年代中期，台湾社会经济复苏，出现良好的发展势头，统治者针对大陆的“文化大革命”动乱时期，出于“光复大陆”的政治主张，大力推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倡导中华民族精神，弘扬传统文化。这因此激发了一批旅台文化人的爱国热情，他们纷纷组织民间美术团体，藉此抒发积郁已久的思乡情结。这时期产生的民间美术团体成为现代台湾美术专业的地方组织，成为专业艺术创作的主流群体，他们对台湾现代中国传统艺术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台湾当代的艺术文化，主要是延续祖国中原“艺文雅集”的风尚。1949年国民党政府迁台以后，以随其移居台湾的书画界“过海三家（张大千、傅心畲、黄君壁）为代表的一大批从大陆过海的文化名人，积极推动了台湾中华传统艺术文化事业的迅速发展。1950年前后，由陈定山、丁念先、王壮为、陈子和等12人组织成立了“中国艺苑”；1955年由马寿华、陈方、郑曼青等人成立了“七友画会”；1957年由程芥子、顾瑞华、吴咏香、林中行等人成立了“六俪画会”；1960年陈诚、傅狷夫、季康等8人筹组了“八朋画会”；1962年高逸鸿与黄君璧、吴咏香、余伟等14位中国画家于台北组织了“壬寅画会”等，它们都是当时台湾具有影响力的中国画美术团体。1970年，“七友”、“六俪”、“八朋”、“壬寅”四大画会举办了联合展览，这次展览盛况空前，它是1949年以后台湾文化界的最大盛事[8]。60年代，由福建籍的文艺界名人卓君庸、陈仲经、高拜石、陶芸楼、刘源沂、李灵伽等发起，在台北创立的旅台文艺机构组织——“东冶艺集”集聚了一批在台闽籍老、中、青爱好金石书画的各界人士，他们探本溯源，共同切磋中国传统艺术。该会初创时间是1966年，正与当时台湾国民党中央所倡导的全民“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时期巧合，并响应了其号召。它顺应当时台湾的社会政治背景，借以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继承优秀的传统绘画艺术。时至1981年该会更名为“八闽美术会”，会长由刘源沂（2）担任。1990年元旦，“八闽美术会”发行金石书画册《八闽美术会金石书画集》，编录本会老、中、青41位会员、82幅佳作，由92岁高龄的国民党第九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二、十三、十四届中央评议委员会委员，金石篆刻家，书法家，名誉会长，福州人林则彬先生作序，倾吐本会同仁心声：“闽垣有三山之胜，文风蔚焉。台湾光复，闽省渡台人士，不乏文坛耆宿，艺府菁英。栖迟海角四十年，弘扬中华文化，传播艺术种子，书画金石篆刻名家辈出。先有‘东冶艺集’，依仁游艺，藻绩生辉，称胜于时。民七十年（公元1981年）易名为‘八闽美术会’，罗众八府后参，探颐索隐，益见含弘光大。同会诸子各擅胜概，或画宗南北，得心传而妙夺化机；或书追魏晋，穷八法而臻美钟王；至若金石篆刻，追踪秦汉，矩度森严，鉴识鼎彝，雕琢情性，综合书画之妙理，采撷艺术之精华，融于方寸，实博大而精深。要皆声采焕然，席珍艺苑。”简洁明了地表明本画会所追崇的“弘扬中华文化，传播艺术种子”的艺术宗旨。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台湾的“乡土意识”回归，虽是一场文学论战，因其出现的时机正是台湾社会政治面临着变革的发展转折期。从艺术文化发展的角度看待台湾社会所出现的乡土意识，正是以往“反共怀乡”而引发的西方文学形式和意识介入的回归，艺术家们更多的是自觉地发现他们本民族的文化自信，所思考的大多是整个中国悠久传统艺术的发展命运[9]。旧的艺术观念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新的思想必然在逐渐地兴起，且趋向于西化的艺术形态不断地侵蚀着本来就脆弱的传统文化，民族主义意识在逐渐地丢失，新与旧的观念矛盾、外来与民族的意识冲突必然不可避免。在这种情形下，台湾的文艺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多元化发展势头，民间画会均以各自的组织宗旨，自觉地找回自己所固有的民族传统艺术根基，探索具有能代表中华民族特色的台湾地区艺术文化的时代风格。从艺术文化与社会政治变革认识心态角度分析发生在台湾地区的“乡土艺术”思潮，其与台湾失去国际的地位有直接的关系。可以看出台湾地区战后一直都在美国的影响和支持下，中华民国政府一度仍代表中国自立足于国际舞台，台湾的画家以及其创作的大量美术作品亦代表着东方中国现代绘画水准而立于世界美术之林。随着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在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逐渐成为世界公认的合法政府。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对华政策开始从台湾转向大陆，仅过了十年就与台湾政府断交，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大陆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取得了联合国的合法地位。面对国家象征的国际地位的失去，中华国民政府为了挽救交迫的局面，维系在困境中建立自己的信心与形象，就必须提出有效的方针和政策应对，证明自己还是中国的代表。1966年中国大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了海峡对岸的台湾国民政府新支点，“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无异可以维系台湾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正统的国际形象。70年代兴起的“乡土文学”围绕着国家的“意识形态”的问题在台湾文艺界展开了大争论，时任台湾国军总政战部主任王升先生在“国军文艺大会”上针对乡土文学时说：“‘纯正的’乡土文学没有什么不对，我们基本上不应该反对乡土。爱乡土是人类自然的情感，乡土之爱扩大了就是国家之爱、民族之爱，这是高贵的感情，不应该反对的。”[9]202他以鲜明的态度在这场文艺大争论中亮出了自己的艺术观点。这场风靡全台湾的文艺运动促使50年代起受西方现代艺术思潮影响，发生在台湾的现代绘画艺术从此失去了原有的狂热。期间成立了较具影响力的现代艺术民间团体“四海画会”、“现代版画会”、“长风画会”、“集象画会”、“自由美协”和“中国现代水墨画会”等，随着现代艺术失去了原有的社会文化背景，年青一代的画会成员相继走出国门，70年代中至80年代初成了台湾现代艺术群体活动的空白。取而代之的“乡土画风”在表现题材上选择了现实主义，对祖国山河的赞美与风土民俗的眷恋、家乡的关怀与土地的依附、民间艺术的重视与现实生活的体验，成为这一时期画家们创作的源泉，中国传统的水墨画便出现了全新的时代风貌，表现形式和内容上更贴近了本土民俗的艺术内在精神。

期刊库（http://www.zgqkk.com），是一个专门从事期刊推广、投稿辅导的网站。
　　本站提供如何投稿辅导，寻求投稿辅导合作，快速投稿辅导，投稿辅导格式指导等解决方案：省级投稿辅导/国家级投稿辅导/核心期刊投稿辅导//职称投稿辅导。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与投稿辅导_期刊发表_中国期刊库专业期刊网站无关。投稿辅导_期刊发表_中国期刊库专业期刊网站站对文中陈述、观点判断保持中立，不对所包含内容的准确性、可靠性或完整性提供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请自行承担全部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