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第2、3、5条。最高人民法院进行司法解释的依据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1981年6月10日做出的《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该决议规定：“凡关于法律、法令条文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或作补充规定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进行解释或用法令加以规定。凡属于法院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凡属于检察院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解释基于该决议，最高人民法院先后于1997年、2007年发布法发〔997〕15号《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若干规定》和法发〔007〕12号《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具体明确了司法解释的性质、效力、分类和程序。需要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法院之外的各级法院制定的不具法律效力的审判解释（包括指导性文件和个案批复），并不包括在内。
　　〔15〕根据法发〔007〕12号《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第6条的规定，司法解释分为“解释”“规定”“批复”和“决定”四种。对在审判工作中如何具体应用某一法律或者对某一类案件、某一类问题如何应用法律制定的司法解释，采用“解释”的形式；根据立法精神对审判工作中需要制定的规范、意见等司法解释，采用“规定”的形式；对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就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请示制定的司法解释，采用“批复”的形式；修改或者废止司法解释，采用“决定”的形式。这四种形式的司法解释实质上是两类：一为“释有”一为“释无”前者是对既有法律规范的应用性解释；后者是在法律规范缺位情况下，根据立法精神作出的创制性解释。从法制发展历程来看，以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为界，之前由于无法可依的现实以及审判工作的需要，在审判工作需要的范围内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创制性解释--这是一项与立法和法律解释具有紧密联系但又不等同于二者的工作--通过此项工作，丰富和扩大了法律的意义空间，在中国的法治甚至经济、社会转型进程中，扮演了不仅仅是不可或缺的更是举足轻重的角色。参见沈岿：《司法解释的“民主化”和最高法院的政治功能》，《中国检察官》2009年第1期。〔16〕关于法律解释的含义，有多种观点（参见张志铭：《法律解释概念探微》，《法学研究》1998年第5期）。在本文中，法律解释特指法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对有关法律文本的意思的理解和说明。
　　〔17〕列明的几项属于法官与法的基本关系，每个国家的每个时代，都是如此。除基础关系之外，法官与法还有不同国家、不同时代所选择的关系，如参照法律、创造法律、审查法律、否定法律。
　　〔18〕参见王泽鉴：《民法实例研习?基础理论》，台湾三民书局1993年版，第116页以下；杨仁寿：《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9页以下；梁慧星：《民法解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92页以下。〔9〕参见前引〔〕，谢晖文。
　　〔19〕[德]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台湾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280页〔3〕[德]考夫曼：《法律哲学》，刘幸义等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72页。
　　〔20〕参见张汝伦：《意义的探究--当代西方释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页以下。
　　〔21〕[美]本杰明?卡多佐：《法律的成长、法律科学的悖论》，董炯、彭冰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版，第12页
　　〔22〕参见罗豪才主编：《中国司法审查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23〕贝卡利亚为类似观点曾做过较为有力的论证：严格守法会遇到麻烦，但这种麻烦不能与解释法律所造成的混乱相提并论。因为这种暂时的麻烦促使立法者对引起疑惑的词句作必要的修改，力求准确，并且阻止人们进行致命的自由解释，而这种自由解释正是擅断和徇私的源泉。参见[意]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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