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藏区的广大僧俗民众，在寺庙里或者在家中供奉“唐卡”。传统的“唐卡”制作有严格的仪式，制作完了还要“开光”。它不仅仅是艺术作品，更是信仰的载体。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一些地方将“唐卡”简单地当作商品推向市场，其观念的内涵被抽掉了，其制作的方式、方法和进程，也与既往大相径庭了。而“唐卡”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所蕴涵的民众价值观，对我们却是十分重要的和珍贵的。
　　口头及非物质文化承载着生活制度和行为规范的内涵，是广大民众生活当中须臾不可离开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例如，诸多民族的不成文法多是以口头传承的艺术作品形式表现出来的，侗族的“款词”、瑶族和苗族的“石牌话”都是最好的代表。口头及非物质文化还是民族价值观的反映，是民族情感的寄托，是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的体现。与此同时，蕴涵在各民族文化当中的价值观念又构成了这一文化的灵魂。非物质文化事象的本质基础在于它的价值，即在于人同这一文化的关系。脱离了核心价值判断的文化事象只能是徒有其表而内无神韵的玩偶，现在遍布各地的各种急功近利的伪“文化”景观难道还不足以使我们警醒吗？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关注民众同这一部分遗产的情感联系，十分关注、大力发掘和精心保护蕴涵在这一传统中的价值观念。这样，保护才具有了本质性的意义，才能使之呈现为活的文化。
　　任何一项口头和非物质文化事象，都是存在于整个民族文化系统当中的，抢救和保护这部分遗产，不能割断和脱离开它与相关环境和背景的联系。在一些情况下，由于忽略了它与存在环境的血肉联系，我们的保护初衷有时不可能收到令人满意的效果，甚至可能会适得其反。比如，某地领导深爱一位民间故事家，为了“照顾”他，将他从村里调到县城，每月发给工资。但是事与愿违，脱离开原本的生存环境，故事家的讲述才能也就无法展现、无法发展了。割断了民间故事以及故事家与生活和民众的联系，丧失了原有的价值观，把故事家推向茶社、演艺厅，重建一种市场价值观，原来的民间故事就变质了，原来的民间故事家也就不存在了。
　　(四）理论上的探讨自然还需要结合实际
　　我们在抢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程中，往往感到，行政部门的作为、商业单位的作为同非物质文化自身的发展逻辑，并非总是取向一致的。同样是为了抢救正在逝去的人类文明成果，着眼点是放在中华民族和全人类的未来文化发展上，还是放在部门功利建树上，抑或是放在商业利润追求上，就有很大的不同，相应地，在实践中、在目标设计乃至实际功效上，也会呈现出相当大的差异。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而且是一项举国上下全民参与代代接替的、长期的、宏伟的历史性任务。应该承认，保护民族文化的民间根基和维护其可持续发展，绝不可能离开行政部门的强力领导，绝不可能离开社会各界包括知识界和商界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广大民众的积极参与。在现代中国社会的大环境下，缺了哪一方都不行。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参与保护的各个社区、群体、组织或个人，都有着自身的利益，如果各个参与者之间的利益严重失衡，那么就不仅不能对文化遗产进行有效的保护，而且可能对这一文化形成毁灭性的破坏，尤其是对文化遗产所赖以生存的价值观念造成根本性的破坏。
　　认识保护工程的复杂性，合理地协调各方的利益诉求，将保护行为纳入科学、合理、有效的轨道，是一件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去做而且并不容易做好的事情。在这一活动中，合理地整合与协调各种利益诉求，是使保护行为不至于走向片面或反面的基本保障。比如，在文化遗产的享用上，就要根据这种文化的特点而规定不同的鼓励和限制措施，也就是说，要营造一个合理的、和谐的良好环境，以利于这一文化遗产的妥善保护、健康发展和广泛享用。商业立场、政府立场、学术立场与民众立场之间有时可能呈现出某种程度的不和谐。要正视商业立场、政府立场、学术立场与民众立场的不同，并且很好地协调各方的立场。但是，在协调中要坚持一条底线，那就是保护文化遗产应该建立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需要的基础之上。这样，我们这一代人才能俯仰上下而无愧于心。
　　(五）实际工作中除了协调保护者之间的利益之外，还要处理好文化遗产的创造者、拥有者和保护者之间的关系
　　当我们强调对一种非物质文化事象进行保护的时候，我们应该对自己的立场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即我们是代表谁来保护以及为什么保护的问题。应当承认，站在全人类文明史的宏观角度来保护为一时一地的人们所拥有的文化成就，这本身就是一件矛盾的事情。对非物质文化的保护，不应将之封闭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空中。要尊重非物质文化的传承者和共享者在文化保护、文化传承、文化发展中的自由选择意志。
　　我们在工作中往往可以看到，当地人民往往希望摆脱传统的“包袱”，希望谋求本地区的现代化发展。这种要求本身无可非议，但是对其中的得失和代价也许不是每一个人一开始就能有清晰认识的。有时候当事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抛弃的东西有什么价值。现在，我们意识到了，或者说感受到了这种抛弃无意间造成的巨大损失和无可弥补的遗憾，于是必须寻求一种途径以调和社会发展与文化传承之间的矛盾。
　　我们看到，个人、群体和整个世界一样，对文化的追求都是多样的。当人类为了自身的健康发展而要求保护多样性文化的时候，生活在特定文化中的群体和个人，同样应该有对多样性生存方式的选择自由，不应该也不可能要求他们为了给世界保存一种生存方式，而将他们的生活封闭在固定的时空中，使他们成为世界文化多样性追求的牺牲品。否则，对文化传承者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
　　就这一点来说，当地民众与我们之间是平等的。我们的追求如果缺乏必要的自省和自律的话，客观上就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或限制了特定群体或个人对文化多样性的自由选择。应该说，以往对这个问题的重视是不够的。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尤其是一些技艺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果舍弃了主体，那我们还能面对什么呢？我想我们在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时候，应该意识到它本身也是我们改进自身方法和理论的一个契机。只有当我们在工作中把民俗文化的创造者、持守者和继承者也纳入到我们工作的视野中来，把他们的主体性、现实境遇和要求也切实地考虑进来的时候，我们的抢救和保护工作才可以说真正有了对人的关怀。这个人不仅是抽象的全民族、全人类，而且也是具象的实实在在生活在我们身边的人。我想，只有兼备了这两种“人的关怀”之后，我们对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的立场才是完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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